“請允許我對兩個詞講一下我自己的定義。殺人犯：殺害某人肉體的人；嘲笑者：殺害他人心靈的人。
「心靈遠比肉體寶貴，因此，嘲笑是最惡劣的罪行。那一對傳教士夫婦實在是要殘害我的心靈，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創痛，我的心在叫喊‘你為什麼……！？’」①
① Makino Yoshio,When I was a child.(牧野芳雄？：《我的童年》)1912年，第159—160頁。
第二天早晨，他把全部東西打成一個包袱，背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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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到「被殘害了」，一個身無分文的鄉村少年想去美國學畫，卻遭到傳教土的不信任。他的名分被玷汙了，只有實現他自己的目的才能雪除汙名。既然已經遭到傳教士的嘲笑，他就只能別無選擇，離開這裡，並且證明他有能力到美國去。他指責傳教土時所使用的英文字眼是「insincerity」（不真誠、不誠懇）。這使我們感到奇怪，因為在我們看來，那位美國人的驚奇是十分符合「sincere」（誠實、正直）的含義的。而牧野先生則是按日本人的含義來使用這個詞的。日本人對那種蔑視別人、以至不屑挑起爭吵的人，認為是不誠實、不誠懇。這類嘲笑是放肆的，毫無顧忌的，是對人不誠懇的明證。
「甚至對殺人犯，我也可以酌情體諒。但對嘲笑，則無可原諒」。
既然「原諒’不是對嘲笑的正確態度，那麼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報仇。牧野來到了美國，也就洗刷了汙名。在遭到侮辱或失敗的情況下，“報仇」是一件「好事」，在日本傳統中佔有很高的位置。為西歐人寫書的日本人，常常使用生動的比喻來描寫日本人對待報仇的態度。新渡戶稻造這位最富於博愛思想的日本人，在其1900年所著書中寫道：「報仇具有某些足以滿足正義感的東西，我們的報仇觀念就象數學中必須使方程式的兩邊相等那樣嚴密，否則，我們總感到心事未了。」①岡倉由三郎在題為《日本的生活與思想》這本書中，把報仇與日本一種獨特的習慣作了比較後寫道：
「所謂日本人的心理特異性，很多來自喜愛潔淨及與之相聯繫的厭惡汙穢。否則無法解釋這種現象。我們被訓練成（實際情況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譽或者國家榮譽，就視若汙穢或疤疥，必須通過申辯洗刷乾淨，否則就猶如不能恢復清潔或健康。對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見的報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個喜愛潔淨成癖的民族所進行的晨浴。」②
他接著說，「日本人過著清淨無塵的生活，猶如盛開的櫻花，美麗而凝靜。」換言之，「晨浴」就是洗淨別人向你投來的汙泥，只要你身上沾一點，就不貞潔。日本人沒有這樣一種倫理教育，即一個人只要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他們也不認為：「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並不是別人對他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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