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為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煉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為義也廣矣。今為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為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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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於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為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雲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為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為全篇結構，若者為逐段精彩，若者為意度波瀾，若者為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為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為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籙，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為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游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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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絶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為庸妄。謂其創為秦、漢偽體，至並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汩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為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為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疏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為炳炳烺烺，如錦工綉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捨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為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為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為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為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為玩物喪志，雖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慾求其達，孔、曾皆為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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