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愷撒至克洛維的五個世紀中，羅馬帝國的高盧人徹底接受了絶對權威和無差別平等的觀念，以致他們無法再接受新的制度。封建制被視為外來物，封建貴族被視為一個異邦的種族，法蘭西人民普遍反對它們，到羅馬法和國王的權力中尋求保護。絶對君主制借助民眾的支持向前發展，這構成法國歷史的一個持久特徵。中央權力起初是封建性的，受到臣屬的豁免權和大領主的制約，但是專制愈深，就愈被民眾所接受。鎮壓貴族和清除中間權威，成為國民的特別目的，這個目的在王冠落地之後得到了更有力的推進。13世紀以來一直努力限制貴族勢力的君主制度，最終卻被民眾推翻。因為它的步伐過于緩慢，而且無法否定自己的根源，不能有效地摧毀它所起源的那一階層。所有這些事情構成了法國大革命的獨有特徵——渴求平等，憎恨貴族、封建制以及與之相關的教會，不斷追隨羅馬異教範例，鎮壓君主勢力，頒行新法典，與傳統決裂，以理想制度取代各種族在相互作用下共同形成的一切制度——所有這些都表現出反抗法蘭克人入侵的一種共同類型。憎恨貴族甚于憎恨國王，厭惡特權甚于厭惡暴政；王權傾覆更多是因為它的根源而非它的腐敗。沒有貴族關係的君主制，即使在最不受控制的時候，在法國也深受歡迎；然而，重建王權，並以貴族力量限制和約束它的努力沒有成功，因為它賴以存在的古老的條頓人傳統——世襲貴族制、長子繼承製和特權，已不再被容忍。1789年思想的實質並不是限制最高權力，而是廢除中間權力。在拉丁族的歐洲人中，這些中間權力，以及享有這些權力的階層，源自蠻族。那場自稱自由主義的運動，實質上是民族主義的。倘若自由是它的目標，它的方式應當是建立獨立於國家的強大權威，它的藍本應當是英格蘭。然而它的目標是平等，如1789年的法國所示，它致力於摒棄源自條頓族中的不平等因素。這是意大利、西班牙與法國共奉的目標，由此形成了拉丁國家的天然聯盟。

革命領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場運動中的民族主義因素。起初，他們的理論似乎完全與民族主義觀念相對立。他們教導說，某些普遍的政治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他們的理論主張不受限制的個人自由，主張意志超越于任何外在制約或義務之上。這種觀點明顯與民族主義理論不合，因為後者主張某些自然因素決定着國家的性格、形式和政策，於是某種命運便取代了自由。因此當解放變成鎮壓、共和國變成帝國的時候，民族感情並不是直接從包含着它的那場革命中發展而來的，而是首先表現為反對那場革命。拿破崙通過攻擊俄國的民族主義、鼓勵意大利的民族主義、壓制德國和西班牙的民族主義而創造了權力。這些國家的君主或是被廢或是被貶，一種具有法國根源、法國精神和作為法國工具的行政體系建立起來了。但人民抵制這種變革。抵抗運動受到民眾支持，而且是自發產生的，因為統治者們疏於鎮壓或無力鎮壓。這場運動是民族主義性質的，因為它直接反對的對象是外來的制度。在提羅爾、西班牙，以及隨後在普魯士，人民並沒有受到政府的鼓動，而是自發地行動起來，努力將革命法國的軍隊和觀念驅除出國土之外。人們意識到那場革命中的民族主義因素，並不是由於它的興起，而是由於它的征服。法蘭西帝國公然竭力反對的三種事物——宗教、民族獨立和政治自由——結成了一個短暫的聯盟，它所掀起的強大反叛導致了拿破崙的覆滅。在這個值得紀念的聯盟的影響下，一種政治精神在歐洲大陸覺醒，它堅持自由，憎惡革命，致力於恢復、發展和改良衰落的國家制度。這些思想的鼓吹者是施泰因和格雷斯，洪堡、繆勒和德·邁斯特爾。他們既痛恨舊政府的專制統治，也痛恨波拿巴主義。他們所堅持的民族權利受到二者同樣的侵害。他們希望通過推翻法國的統治恢復這些民族權利。法國大革命的同情者並不支持在滑鐵盧之役中勝利的那派勢力。因為他們已經懂得把他們的學說和法國的事業聯繫在一起了。在英國的荷蘭王室輝格黨人(The HollandHouse Whigs)、西班牙的親法分子、意大利的繆拉黨人(the Mumtists)以及萊茵聯盟(the Confederation of Rhine)的支持者們，將他們的愛國主義融化在他們的革命激情中，為法國勢力的衰落感到惋惜。他們驚恐地看著解放戰爭(the War of Deliverance)所產生的陌生的新勢力，因為它們既威脅着法國的統治，也威脅着法國的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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