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曾言，道德和政治上的國家不同於地理上的國家，二者可能是不一致的。武裝反抗制憲會議(the Covention)的法國人同武裝反抗國王查理的英國人一樣都是愛國者，因為他們認為有一種比服從實際統治者更高的義務。柏克說：「在談及法國時，在試圖對付它時，或在考慮任何和它有關的計劃時，我們不可能只想到一個地理上的國家，它必定是指一個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國家……事實上，法蘭西大於它自身——道德之法蘭西不同於地理之法蘭西。這所房子的主人已被趕走，強盜霸佔了它。如果我們尋找作為一個共同體存在的法蘭西人，即從公法的角度看，作為一個團體而存在的法蘭西人(我所謂的共同體，意指有思考和決定的自由以及討論和締約能力的人們)，我們在弗蘭德爾、德國、瑞典、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國也可發現他們。它們都有世襲君主，都有國家典章制度，都有議會。……可以肯定，如果把這些東西的半數從英國拿走，那麼我也很難把剩下的東西再稱為英國民族了。」[5]在我們所屬的國家與對我們行使政治職能的國家之間，盧梭做了類似的區分。《愛彌兒》中有一句話，很難把它的意思翻譯過來，「Qui n’a pas une patrie a dumoins un pays」(沒有國家的人，哪來的祖國)。他在一篇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論文中寫道：「如果國家對於國民的意義就像對於陌生人的意義，如果它僅僅給與他們對任何人都可給與的東西，人們還怎麼愛自己的國家呢？」也在是同樣的意義上，他繼續說：「La pattie ne pent subsister sans lahberte」(沒有自由，祖國又從何說起)。[6]

可見，我們只對因國家而形成的民族承擔著義務，因此，也只有這種民族擁有政治權利。從人種學上說，瑞士人是法蘭西族、意大利族，或日耳曼族，但是除了瑞士這個純粹的政治民族外，沒有任何民族能對他們提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權利要求。托斯卡納人(the Tuscan)和那不勒斯人共同的國家形成了一個民族，而佛羅倫薩和那不勒斯兩地的公民彼此並不擁有一個政治共同體。還有一些國家，或是沒有成功地將不同的種族凝聚為一個政治民族，或是未能擺脫一個更大的民族的控制而自成一體。奧地利和墨西哥屬於前者，帕爾馬和巴登屬於後者。文明的進步几乎與這種國家無緣。為了保持民族的完整性，它們不得不以聯盟或家族聯姻的方式依附於某些強國，因此喪失了自己的某些獨立性。它們的傾向是維持小國寡民的封閉狀態，縮小居民的視野，使他們變得孤陋寡聞。在如此狹隘的地域內，政治輿論無法保持其自由與純潔，來自更大的共同體的潮流氾濫于一個侷促之地。人口較少，成分單純，几乎無以產生對政府權力構成限制的社會自然分層或內部利益集團。政府和臣民用借來的武器抗爭。政府的力量和臣民的渴望皆源於外部世界。結果，國土成為於己無益的鬥爭工具和戰場。這些國家就像中世紀的小型共同體一樣，處在大國之中，在保障自治方面發揮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們有礙社會進步，因為社會進步依靠同一政府下不同民族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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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出現了一些狂妄和危險的民族權利要求：它們的依據不是政治傳統，而僅僅是種族。在那裡，依據血統劃分種族，各種族並不共同聚居在不同的地區。因而，不可能將它們結合成一個國家，或改造為組成國家的成分。它們是流動的、無形的和互不關聯的，無法凝成一體，或形成一個政治制度的基礎。因其不可為國家所用，便得不到國家的認可。它們獨特的稟性、能力、激情和情感無助于國家，因而不被重視。它們必定受到忽視，因而長久遭到虐待。東方世界實行種姓制度，避免了那些有政治要求而無政治地位的種族產生的難題。哪裡僅有兩個種族，哪裡便是奴隷制之源。但是，如果在一個由若干小國組成的帝國裡，不同種族居住于不同地域，這種結合形式最有可能建立一種高度發達的自由制度。在奧地利，兩種情況增力口了這個問題的難度，但是也增加了它的重要性。幾個民族的發展極不平衡，任何單一民族的力量都不足以征服或同化其他的民族。這是一些政府所能得到的最高度組織的必要條件。它們提供着最豐富多樣的智力資源，提供着前進的永恆動力。提供這些動力的不僅僅是競爭，而且還是一個更進步的民族令人羡慕的成就；它們提供着最充足的自治因素，從而使國家不可能憑一己意志統治全體；它們提供着維護地方風俗和傳統權利的最充分的保障。在這樣的國度，自由可以取得最輝煌的成果，而集權和專制將一敗塗地。

和英國政府所解決的問題相比，奧地利政府面臨的問題更棘手，因為它必須承認各民族的權利要求。由於議會制以人民的統一性為前提，所以它無法給予這些權利。因此，在不同民族混居的國家裡，議會制沒有滿足它們的要求，因此被認為是一種不完善的自由形式。它把不為它承認的民族差別較過去更明顯地呈現出來，於是它繼續着舊專制主義的營生，以集權的新面目出現。因此，在那些國家，對帝國議會的權力必須像對皇帝的權力一樣嚴加限制，而它的諸多職能必須轉由地方議會和日趨衰落的地方機構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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