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權力 P 53
自由與權力
作者：阿克頓
第53，共134。
[1]當雅典民主墮落到頂點時，當軍官們在阿爾吉努塞受到違憲條令的指控，而蘇格拉底獨自守護着法律的神聖時，色諾芬說，人民高聲叫嚷着：阻止他們為所欲為有違常理。若干年後歐克里戴斯執政，恢復了原有的憲法，雅典人的自由，雖然不是他們的權力，得以復興並延續了數代之久；這種新局面的保障是這樣一條規定：不得允許公民會議或人民的法令廢除任何已有的法律。
任何民主，任何建立在人民主權之上的政府，其命運依賴于它在這些相互對立的原則之間所做的選擇：一方面是絶對權力，另一方面是法制的制約和傳統的權威。把至高無上的地位賦予法律還是人民的意志，是構建一個以義務維繫的道德團體，還是一個以暴力支撐的自然團體，就此做出的選擇決定着它的興衰。在這方面，共和制與君主制類似，它們既可以是絶對權力，也可以是個有機的組織；既可以是依法統治，因而是一種立憲制度，也可以受一種意志的統治，它是法律之來源，故不受法律之管轄，因而屬於專制制度。但它們的生長模式以及它們變化方向截然相反。民主制天然地傾向于實現它的原則，即人民主權，消除行使這種主權的一切限制和條件，而君主制則傾向用這些條件來捍衛自己。一方的權力服從于權利，另一方的強權勝過法律。國王的頑抗逐漸被反抗並尋求分享其權力的人所克服，而民主制中權力則已掌握在那些尋求顛覆和廢除法律的人手中。這個顛覆進程是不可抗拒的，而且極其迅猛。
它們的差別不僅是在方向上，而且也在發展的原則上。立憲君主制的有機體是對立的多種勢力、利益和觀點相互作用的結果，由此君主不再能獨攬大權，王權也受到若干政治制度的限制和維護。在一個純粹的民眾政府中，卻不存在這種多種力量對立的局面，因為所有的權力被統一在一個主權之下，公民與臣民合一，不存在外部勢力能夠使最高權威的某一部分就範，或建立起反對權力濫用的安全機制。有機體的要素是缺乏的，而且如果一開始沒有獲得，它們也不可能自然生長出來。這種制度中沒有它們的胚芽。因此君主制服從着它的存在規律，成長為更加自由的制度，民主制卻變得更為獨斷專行。與國王相比，更加不易於誘導人民放棄他們的大量權力，因為他們不僅有強權的公理在自己一邊，而且它是來自佔有者，不存在一個更高的權利人。惟一可能出現的對抗，是主權共同體內部對立的派別和利益集團的對抗，而同質性則是這個共同體的存在條件。這些不同的利益集團只能通過約束多數的權力來保護自己；但是又不能強迫或不斷說服多數同意這種約束，不然就成了讓人民的領導權屈服，讓這樣一條原則屈服：在每個政治共同體中，權威必然與權力相一致。
“Infirma minoris
Vox cedat numeri，parvaque in parte quiescat。”
帕斯卡爾說：「La pluralite，est la meilleure voie，parcequ’elleestvisible，et qu’elle a la force pour se faire obeir；cependant c’estl’avis des moins habiles。」對於壓倒性多數的壓迫或其成員控制的政府，少數派無法得到的永久的保障，肯定也就到了分權讓位於屈服的時刻。當構成少數派和多數派的階層不是以地方特色劃分，而是全國範圍內混合起來時，救治的藥方可在遷入的移民中找到。許多古代地中海的城邦和美洲的一些主要殖民地，就是這樣興起的。但是當彼此對立的利益各自結成集團，而且不僅依政治而且依地理劃分時，國家疆域的分裂便隨之發生，分裂的速度和確定性，則取決於該共同體中存在的地方聯合組織的水平。從長遠觀點看，這是多數派無法阻止的事情，因為它們就是由許多將來會隨機形成的少數派組成，他們由於預見了自己類似的危險，都私下贊成分裂者，由於懼怕讓多數的暴政永久化，而不願強迫分裂者留在團體之內。人民主權的強硬原則必將導致採取這一原則的國家毀滅，除非它在妥協中犧牲自己。
所有現代共和國中最偉大的國家，為這條法則的真實性提供了一個完美的例證。絶對權力與受限制的權力、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之爭，與英國的公民權與君權之爭相類似，已成為美國憲政史的要義。這一爭論從1787年制憲會議一直持續到1861年戴維斯先生當選的整個時期，賦予了一種几乎是史詩般的完整性。正是這個問題，為美國的政治進步提供了動力，構成了擾動着合眾國的所有重大問題的基礎，使它們具有了憲政制度的所有重要意義。它曾以許多形式一再出現，但每一次都沒有得到解決，人們一直避免做出決斷。結果美國政府也被公正地稱為一種妥協的制度，這就是說，一個缺少一致性的制度。它既不像歐洲舊政府那樣建立在傳統之上，也不像追隨法國革命的政府那樣建立在原則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相互妥協和暫時擱置對立原則的對抗的做法上，這些原則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居于支配地位。當國家的人口變得更為稠密，人口不斷向外擴張，當各種利益變得更加重要，而各種派別的內在力量不斷壯大，當新的地區並人合眾國<這些地區在一切事務上彼此爭鬥，在這種爭鬥中，自然影響和社會條件都成為政治生活的重負)，衝突以更大的範圍和強度增長時，每種觀點也必然變得更加頑固和不願讓步，妥協更為困難，合眾國面臨的危險增長了。
任何民主，任何建立在人民主權之上的政府，其命運依賴于它在這些相互對立的原則之間所做的選擇：一方面是絶對權力，另一方面是法制的制約和傳統的權威。把至高無上的地位賦予法律還是人民的意志，是構建一個以義務維繫的道德團體，還是一個以暴力支撐的自然團體，就此做出的選擇決定着它的興衰。在這方面，共和制與君主制類似，它們既可以是絶對權力，也可以是個有機的組織；既可以是依法統治，因而是一種立憲制度，也可以受一種意志的統治，它是法律之來源，故不受法律之管轄，因而屬於專制制度。但它們的生長模式以及它們變化方向截然相反。民主制天然地傾向于實現它的原則，即人民主權，消除行使這種主權的一切限制和條件，而君主制則傾向用這些條件來捍衛自己。一方的權力服從于權利，另一方的強權勝過法律。國王的頑抗逐漸被反抗並尋求分享其權力的人所克服，而民主制中權力則已掌握在那些尋求顛覆和廢除法律的人手中。這個顛覆進程是不可抗拒的，而且極其迅猛。
Vox cedat numeri，parvaque in parte quiescat。”
帕斯卡爾說：「La pluralite，est la meilleure voie，parcequ’elleestvisible，et qu’elle a la force pour se faire obeir；cependant c’estl’avis des moins habiles。」對於壓倒性多數的壓迫或其成員控制的政府，少數派無法得到的永久的保障，肯定也就到了分權讓位於屈服的時刻。當構成少數派和多數派的階層不是以地方特色劃分，而是全國範圍內混合起來時，救治的藥方可在遷入的移民中找到。許多古代地中海的城邦和美洲的一些主要殖民地，就是這樣興起的。但是當彼此對立的利益各自結成集團，而且不僅依政治而且依地理劃分時，國家疆域的分裂便隨之發生，分裂的速度和確定性，則取決於該共同體中存在的地方聯合組織的水平。從長遠觀點看，這是多數派無法阻止的事情，因為它們就是由許多將來會隨機形成的少數派組成，他們由於預見了自己類似的危險，都私下贊成分裂者，由於懼怕讓多數的暴政永久化，而不願強迫分裂者留在團體之內。人民主權的強硬原則必將導致採取這一原則的國家毀滅，除非它在妥協中犧牲自己。
所有現代共和國中最偉大的國家，為這條法則的真實性提供了一個完美的例證。絶對權力與受限制的權力、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之爭，與英國的公民權與君權之爭相類似，已成為美國憲政史的要義。這一爭論從1787年制憲會議一直持續到1861年戴維斯先生當選的整個時期，賦予了一種几乎是史詩般的完整性。正是這個問題，為美國的政治進步提供了動力，構成了擾動着合眾國的所有重大問題的基礎，使它們具有了憲政制度的所有重要意義。它曾以許多形式一再出現，但每一次都沒有得到解決，人們一直避免做出決斷。結果美國政府也被公正地稱為一種妥協的制度，這就是說，一個缺少一致性的制度。它既不像歐洲舊政府那樣建立在傳統之上，也不像追隨法國革命的政府那樣建立在原則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相互妥協和暫時擱置對立原則的對抗的做法上，這些原則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居于支配地位。當國家的人口變得更為稠密，人口不斷向外擴張，當各種利益變得更加重要，而各種派別的內在力量不斷壯大，當新的地區並人合眾國<這些地區在一切事務上彼此爭鬥，在這種爭鬥中，自然影響和社會條件都成為政治生活的重負)，衝突以更大的範圍和強度增長時，每種觀點也必然變得更加頑固和不願讓步，妥協更為困難，合眾國面臨的危險增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