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士說：「小朋友，道德是從法律開始的。如果單純是宗教問題，法律根本沒用，宗教情緒強的民族沒有幾條法律。在民法之上還有政治法。你知道在政治家心目中，你們十九世紀的門楣上寫的是什麼？一七九三年，法國人把平民的主權說做高於一切，結果產生一個專制的皇帝。這是你們民族的歷史。至于私生活，塔利安太太①和博阿奈太太行事並沒有分別。拿破崙娶了博阿奈太太做皇后②，卻從來不願接見塔利安太太，雖然她是王妃。拿破崙在一七九三年是革命黨，一八○四年戴上鐵鑄的皇冠。一七九二年時高呼不平等毋寧死的健將，從一八○六年起製造一個新興的貴族階級，後來路易十八也承認了。如今高高在上，住在聖日耳曼區的貴族，在國外的行事更要不得：有的放高利貸，有的做買賣，有的做小肉餅，有的做廚子，做農夫，做牧羊人。可見在法國，不論在政治方面還是道德方面，每個人走到終點都推翻他的出發點，不是用行為推翻主張，便是用主張推翻行為。政府也罷，個人也罷，根本談不上邏輯。因為你們早已沒有道德了。如今在你們國內，成功是至高無上的理由，可以替所有的行為辯護，不管哪一種。事實本身毫無作用，重要的是人家看待事實的觀念。從這一點上，小朋友，我們得出第二條規則，就是：外表要好看！藏起你生活的內幕，只拿出燦爛的一角。行事機密是野心家必須遵守的規則，也是我們一派教會的規則，你得牢牢記住。大人先生干的醜事不比窮光蛋少，不過是暗地裡干的，他們平時炫耀德行，所以始終是大人先生。小百姓在暗地裡發揮美德，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他們的倒霉事兒，所以被人輕蔑。你藏起你高尚的品質，叫人看到你的瘡口。你公然愛上一個女戲子，和她同居；這是你們倆的自由，沒人好責備；不過你同公眾的意見對立，不服從社會的規則，也就得不到社會的尊重。要是不把柯拉莉從卡繆索手中搶過來，不給人知道你同她的關係，你就能娶到德·巴日東太太，一躍而為昂古萊姆的省長，德·呂邦潑雷侯爵。你何不改變一下行事，把你的美貌，風度，才智，詩意，統統擺在外面呢？要幹不清不白的勾當，至少關着門偷偷的干，那就沒人說你玷污這個社會大舞台上的佈景了。這個辦法，拿破崙叫做躲在家裡洗臟衣服。從這第二條規則必然得出一個結論：形式最重要。我所謂形式是什麼意思，千萬要弄清楚。有些無知無識的人為饑寒所迫，搶了一筆錢，便成為刑事犯，不能不向法律負責。一個可憐的天才發明一樣東西，辦成企業可以發大財；你借給他三千法郎（按照那兩個庫安泰拿到你的三千法郎票據，盤剝你妹夫的辦法），你儘量難為他，逼他出讓發明的一部或全部，那你只對你的良心負責，你的良心可決不會送你上重罪法庭。反對社會現狀的人把這兩種行為做對比，痛罵法律，代大眾抱不平，指責法院不該把半夜裡越牆偷鷄的賊送去做苦役，而一個詐欺破產，害許多人傾家的人，只監禁幾個月。可是那些偽君子心裡明白，法官把竊賊判罪是維持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壁壘，那壁壘是推翻不得的，否則社會就要解體；不比閙破產的商人，奪遺產的能手，為了自肥而扼殺一項企業的銀行家，不過把財產換個地方罷了。所以，孩子，社會為它本身的利益，不能不在形式上有所區別，正如我為著你的利益勸你有所區別一樣。最要緊是把自己看做和整個社會一樣高。拿破崙，黎塞留，梅迪契家族，都自認為和他們的時代並駕齊驅。想不到你對自己的估價只有一萬兩千法郎！……你的社會不再崇拜真正的上帝，只崇拜金牛了③那是你們的大憲章制定的宗教，在政治上只看你的產業。那不是鼓勵所有的人做富翁嗎？……等到你用合法的形式掙到一筆財產，成了富翁，做了德·呂邦潑雷侯爵，你就好奢侈一下，講節操了。那時你盡可自命為高尚，清白，沒有人敢反駁你，即使你掙家業的時候做過不高尚不清白的事，——當然我不勸你這樣做。」教士說到這裡，拿起呂西安的手拍了拍。「你長得儀表堂堂，腦袋裏應當裝些什麼進去呢？……只要記住一點：定下一個輝煌燦爛的目標，藏起你的手段和步驟。你過去的行動完全象小孩兒，你應當做大人，做獵人，暗暗的躲在一邊，埋伏在巴黎的交際場中，等鳥獸，等機會，別愛惜你的人格，別愛惜你的所謂尊嚴；因為我們大家都服從一樣東西，不是服從嗜好，便是服從迫切的需要，可是必須遵守一條最高的原則，就是嚴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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