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保佑您不要經受我們生活中這些迫不得已的事，卡繆索先生！即使再小的事，也會把人壓垮的。我剛剛在我的一個最要好的朋友那裡過了一夜。我只有兩個朋友，就是奧克塔夫·德·博旺公爵和德·賽裡奇伯爵。德·賽裡奇先生、奧克塔夫和我，我們從昨晚六點直到今晨六點一直獃在一起，輪流從客廳到德·賽裡奇夫人的床邊去照看，每次都擔心她死了或是永遠瘋了。德普蘭、比昂雄、西納爾，還有兩名看護人員，一直沒有離開房間。伯爵很愛他的妻子。這一夜呀，一邊是一個因愛情而發瘋的女人，一邊是悲痛欲絶的朋友，你想想我這一夜是怎麼過的！一位國家要人不會像一個蠢物那樣傷心絶望！賽裡奇就像就坐在國務會議席位上那樣平靜，他蜷着身子坐在一張沙發上，向我們顯示出寧靜的面容。工作的重負使他低垂的前額上滲出了汗水。由於極度睏乏，我從早上五點睡到七點半，而八點半還必須到這裡來下達一道處決令。卡繆索先生，請您相信我，一個司法官員在痛苦的深淵裡煎熬了整整一夜，感到上帝的手沉重地制約着人間的事物，打擊着高尚的心靈，在這樣情況下，他很難再坐在這裡，坐在他的辦公桌前，冷靜地說：下午四點鐘砍掉一個腦袋，消滅一個上帝創造的充滿生命活力和非常健康的人！然而，這又是我的職責！……我自己陷在痛苦的深淵中，但是還必須下命令豎立絞架……死刑犯不知道這位司法官員與他同樣焦慮不安。這時候，我代表要求進行報復的社會，他代表需要抵償的罪惡，雙方由一紙文書聯結在一起，我們是同一個義務的兩個方面，是法律的尖刀一時拼湊在一起的兩個生命。」

「這位官員如此沉重的痛苦，誰來同情？誰來安慰？……我們的光榮就是把這些痛苦埋在心底！教士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上帝，戰士把成千上萬被他打死的人獻給國家，我覺得他們都要比這位官員幸福，官員身上只有懷疑、恐懼和可怕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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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要處決誰嗎？」總檢察長繼續說，「一個二十七歲的年輕人，就像昨天死去的那個一樣俊美，也像他一樣有一頭金髮。處死他並不是我們的願望，因為從他那裡查獲的只有窩臓的證據。這個小伙子被判了死刑都沒有招供！七十天來，他經受着各種考驗，始終咬定自己無罪。這兩個月來，我肩膀上長着兩個腦袋！哦！他要是能招供，我寧願減少一年壽命，因為必須要使陪審岡放心！……如果有一天人們發現這個年輕人因這一罪行被處死，而這一罪行卻是另一個人犯的，這對司法將是多大的打擊！在巴黎什麼事都會引起嚴重後果，最小的審判事故也會變成政治事件。」

「陪審團這個機構，革命時期的立法者認為是強有力的，實際上是社會廢墟的一部分，因為它沒有盡職，不能對社會進行足夠的保護。陪審團玩忽職守。陪審員分兩部分，一部分人不主張死刑，這就導致徹底推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那些彌天大罪，如殺害父母罪，在某省竟被宣判為無罪（苦役監獄中有二十三個殺害父母的罪犯享受『減輕罪行情狀』的照顧），而在另一省，一件可以說是平平常常的罪行，卻以死刑進行懲罰。如果在巴黎，在我們這個法院管轄區內，將一個無辜的人處死了，那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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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個潛逃的苦役犯。」卡繆索先生小心翼翼地說。

「可是，到了反對派和報界手裡，他會成為復活節的羔羊。」德·格朗維爾先生大聲說，“反對派掌握有利的條件能為他洗刷，因為他是一個狂熱地維護當地觀念的科西嘉人，他的殺人罪是『族間仇殺』行為！……在那個島上，殺死仇敵的人，自認為非常正直，別人也這樣認為……

真正的司法官員確實很不幸！您瞧，他們的生活必須與整個社會隔絶，就像過去天主教高級神職人員一樣。只有當他們在規定的時間走出自己的修室時，別人才能見到他們。他們表情嚴肅，蒼老年邁，令人尊敬，像古代社會集法權與神權于一身的希伯萊教大祭司那樣判案！人們只有在司法官員的座位上才能找到我們……今天，人們看到我們也和別人一樣喜怒哀樂！……人們看到我們在客廳裡，在家庭裡，是普通公民，也有激情，我們並不那麼可怕，也會顯得滑稽可笑……”

這發自心底的呼喊，加上有頓挫的停歇、感嘆和手勢，是那樣雄辯有力，難以用筆墨加以描繪。卡繆索聽了為之顫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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