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以後，西漢封建王朝逐漸轉入了衰微的時期。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並詔令「方今之務，在於力農」。昭、宣承之，不斷減免賦稅，並選用「良吏」，使「政平訟理」，社會安定，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因而出現了宣帝的「中興」局面。但土地日益集中，大地主、大官僚與廣大農民的深刻矛盾，根本不可能解決。哀帝時的限田之議，既無法實行；王莽改制，更加深了人民的災難。這樣，西漢封建王朝便不得不在農民大起義中結束了自己的統治。

武帝立五經博士，經學已成為士人仕進的工具。到了西漢後期，它自然更加興盛和深入人心。榮顯一時的今文經學家，大抵受董仲舒的影響，以陰陽、災異說政治時事，日益荒誕迷信；而家法森嚴，章句煩瑣，更多的士人皓首窮經，則越來越變得空疏無用：這樣便嚴重地窒息着思想文化的發展。今文經學家用的經書是當時通行的隷書寫本；但自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發現了用漢以前文字(古籀文)寫的「古文經傳」，經學已有今古文之分。到西漢末，以劉歆為代表的古文學派開始揭穿了今文學派的盲目性和偏私的內幕，這在學術思想上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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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後期的文學也呈現着停滯或衰落的狀態。一般政論文(如奏疏)，大都蒙着神秘的今文經學說教的外衣，迂腐板滯，絶少生氣。宣帝時，桓寬根據昭帝始元六年鹽鐵會議的文獻，剪裁、組織而成的《鹽鐵論》是唯一可貴的作品。它不僅反映了西漢中葉許多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而且形式新穎，語言淨潔流暢，通過對話論辯，也刻劃了不切實際、迂腐可笑的儒生形象。劉向著書，引歷史傳說或寓言故事以說明一理的某些片段以及少數政論文或學術文有一定價值。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辭賦，認為「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因而辭賦又盛極一時，王褒、劉向等都是著名的作者。實際此時辭賦已成為帝王貴族的娛樂品，如倡優博弈之類，極少文學價值。今存王褒《洞簫賦》一篇，可見一斑。西漢後期最大的辭賦家是揚雄。他的賦初以模擬司馬相如為貴，曾不斷作賦以諷；後來始悟辭賦的諷諫作用實在微弱無力，「勸而不止」，遂不再作。揚雄對辭賦的批判的觀點較之他的模擬作品要有意義得多。倒是他的雜文如《解嘲》，雖形式上也多少出於模擬，但它指出封建取士制度對士人的束縛，有一定現實意義。西漢後期，樂府事業繼續發展，哀帝時樂府人員增加到八百二十九人。丞相孔光、大司農何武審核的結果，認為「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因此哀帝就裁減了樂府半數以上的民間樂人。但「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樂府民間聲樂的影響是深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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