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葉以後，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學，發生了鮮明的擬古主義與反擬古主義的鬥爭，出現了許多文學小集團或文學流派，著名的有前七子、後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以及晚明小品文作家和復社愛國主義作家。它們或同時並起，或先後相承，各自利用一定的文學傳統，提出一定的文學主張，表現一定的創作傾向，互相排斥，此起彼伏，直到明亡才告結束。這種現象，是明中葉以後，在階級鬥爭的新形勢下，統治階級內部思想、政治上的分化和鬥爭在文學上的反映。

第一節　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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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正德間，土地高度集中，大貴族、大官僚、大宦官等統治集團，窮奢極欲，搜括無度，廣大人民破家失業，流浪四方，全國各地不斷地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同時地方貴族藩王時起叛亂，外族侵犯頻繁：明王朝的統治發生了嚴重的危機。明初制定並推行的八股文考試制度，這時日益成熟、定型；程、朱的理學教條，通過八股文考試成為獨尊的統治思想：它們形成一種有力的精神上的連鎖，牢固地束縛着文士們的思想，嚴重地阻礙着社會文化的發展。三楊的「台閣體」文風依然瀰漫一時。這樣在哲學思想上就出現了王陽明的心學運動，在文學上出現了「前七子」復古運動。它們同時並起，顯然要衝破程朱理學教條、八股文和台閣體文風的統治地位，使哲學思想和文學更有效地為統治階級服務。

前七子，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以李、何為最著名。

李夢陽(1472-1527)字獻吉，甘肅慶陽人；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河南信陽人。他們在政治上都是敢於和殘暴貪婪的大貴族、大官僚、大宦官進行鬥爭的人物。李夢陽曾因彈劾「勢如翼虎」的張鶴齡，與尚書韓文密謀盡除劉瑾等八虎，先後兩次下獄。何景明也曾因上書吏部尚書許進指控劉瑾而被罷官。在文學上，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反對「台閣體」，一時起了很大的影響。他們使人知道，在「台閣體」和八股文之外，還有傳統的、優有的古代文學，提倡讀古書，增長知識學問，開擴心胸眼界，對打擊「台閣體」「嘽緩冗沓，千篇一律」的文風，掃除八股文的惡劣影響，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他們拋棄了唐宋以來文學發展的既成傳統，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他們的創作一味以模擬剽竊為能，成為毫無靈魂的假古董。後來何景明認為模擬古人「法同則語不必同」，並批評李夢陽的詩說：「公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跡，以成神聖之功，徒敘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　，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也‧」(《大復集·與李空同論詩書》)李夢陽也表示悔悟說：「余之詩非真也，王子(淑武)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李夢陽詩集·自序》)可見他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條錯誤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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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畢竟是關心現實的，因此也寫了一些有現實意義的作品。李夢陽、何景明都寫過《玄明宮行》詩，揭露劉瑾窮奢極欲的罪惡。又如李夢陽的《秋望》：

黃河水繞漢邊牆，河上秋風雁幾行。客子過濠追野馬，將軍弢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誰道郭汾陽。

雄渾有氣派，稍能擺脫模擬，直抒愛國感情。

嘉靖、萬曆間，外患更甚，社會矛盾進一步複雜尖鋭化，明王朝的統治日益腐敗不堪。在文學上又出現了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再一次發起複古運動，重複着「前七子」的錯誤道路。

李攀龍(1514-1570)，字于鱗，歷城(山東濟南)人。王世貞(1528-1590)，字元美，江蘇太倉人。他們與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被稱為「後七子」。李攀龍「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于本朝獨推李夢陽，諸子翕然和之。非是則底為宋學」(《明史·李攀龍傳》)。他的詩文亦以模擬剽竊為能。詩如《古樂府》，篇篇模擬，句句模擬，恰如寫字的「臨摹帖」。但近體模擬盛唐，也還有一些可取的作品。如《杪秋登太華山絶頂》四首其二：

縹緲真探白帝宮，三峰此日為誰雄。蒼龍半掛秦川雨，石馬長嘶漢苑風。地敞中原秋色盡，天開萬里夕陽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爾深知造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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