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宗道說：「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論文下》)。又說：「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同上)。他說的「意見」或「理」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首先要有思想修養，文章首先要有思想內容，而絶不是在形式語言上模秦仿漢。這也有力地打擊了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袁宏道更從作家或文章的主觀要求提出了「性靈說」。他讚美袁中道的詩說：「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小修詩敘》)。袁宏道所謂「性靈」，就是上文袁中道所說「性情」。由於重視「性靈」或「性情」，袁宏道並不怎樣強調「學問」、「意見」或「理」，而特彆強調了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他認為「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同上)。又說：「世人所難得者唯趣，……唯會心者知之。……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同上)。他重視婦人孺子的「真聲」、「任性」，赤子嬰兒的自然之「趣」，顯系受李贄「童心說」的影響，對打破封建思想束縛，直抒感興，比之袁宗道的「學問說」有更大的作用。

「公安派」的理論對打破擬古主義的陳腐格局是有力量的。他們的創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打破傳統古文的陳規定局，自然地流露個性，語言不事雕琢，流利潔淨，是他們作品的特點。但他們以為「心靈無涯，搜之愈出」，而忽視社會實踐對作家的決定意義，這就把創作的源頭認錯了。他們寫來寫去，只是幾處風景名勝，題材狹窄，思想貧弱。他們的作品雖有革新意義，成就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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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對清代文學如鄭燮的散文，袁枚的詩和詩論，均有一定的影響。近代反動文人周作人、林語堂等曾利用「公安派」的「有性靈文字」來宣揚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從而引導人們離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抵制馬克思主義的深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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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擬古主義，和「公安派」同時，還有以竟陵人鍾惺(1572-1624)、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也主張獨好「性靈」，但更多的卻是乞靈于古人。他們選《詩歸》，目的就在於「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他們以為古人之精神不是「滯者、熟者、木者、陋者」，而是「幽情單緒」，「孤行」，「孤詣」。這樣他們就把詩文創作引向一條更為狹窄的小路。他們脫離現實生活內容，追求一種「幽深孤峭」的藝術風格，形式主義傾向更為顯明。

晚明產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這是傳統散文的一個發展，是公安、竟陵文學革新的直接產物。著名作家在王思任(字季重，山陰人)、祁彪佳(字虎子，山陰人，1602-1645)等。一般描寫山水園林，語言明麗潔淨，刻琢精工。王思任的《游喚》、《歷遊記》，祁彪佳的《寓山注》、《越中園亭記》，可見一斑。魯迅說：「雖然比較的頽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在風格上，它們比之陳腐的「載道」的散文，頗多清新之感。

張岱(1597-‧)，字宗子，又字石公，山陰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少為紈褲子弟，極愛繁華」。明亡後，「無所歸止，披髮入山，
為野人」。他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就是他過去繁華生活的片斷記錄。這些片斷「夢憶」，反映了他的國破家亡的感慨，流露着追懷故國、熱愛鄉土的愛國思想。

張岱小品散文的題材較廣，凡風景名勝，世情風習，戲曲技藝，乃至古董玩具等等，無所不記。這記錄了他的生活實際，也反映了明末現實社會的某些側面，是比較有內容的。他非常熟悉那些生活，因而能寫得細緻深入，自然動人。如《西湖七月半》記遊人情態，描摩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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