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松齡窮愁潦倒的一生，使他對科舉制度的腐朽、封建社仕途的黑暗有深刻的認識和體會。他的《與韓刺史樾依書》說：「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輸璧，不能自達于聖明，真令人憤氣填胸，慾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同時，由於生活的貧困，有時還直接感受到封建剝削的壓力，他在《答王瑞亭》信中說：「糶谷賣絲，以辦太平之稅，按限比銷，懼逢官怒。」從而比較能體會民間疾苦，甚至還激發了他為民請命的精神，所謂「感於民情，則愴惻欲泣，利與害非所計及也」(《與韓刺史樾依書》)。

薄松齡除一度游幕蘇北外，一生大部分活動不出於淄邑和濟南之間。但他接觸和交遊的人物卻非常廣泛。他的秀才出身以及游幕、「坐館」的生活，既使他接觸了大量的統治階級人物；他的長期居住農村和家境的貧困又使他與下層人民保持密切的聯繫。因此，他對封建社會的種種人物——上自官僚縉紳，舉子名士，下至農夫村婦，婢妾娼妓，以及蠹役悍仆，惡棍無賴，賭徒酒鬼，僧道術士等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命運遭際，無不具有細緻的觀察和深刻的瞭解。這種豐富的生活閲歷和上述的進步思想為他的創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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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出身于封建地主階級的文人，蒲松齡的思想有他的侷限。他雖同情人民疾苦，卻反對農民起義。雖憎惡貧官污吏、土豪劣神，但對最高統治者則存在較大的幻想。一生偃蹇的命運激發了他的不滿情緒，同時也形成了他牢固的宿命論思想，尤其迷信佛教。此外，他也承襲了不少儒家陳腐的封建道德觀念。所有這些都給他的創作帶來了消極成分。

蒲松齡是一個具有多主面藝術才能的作家，一生著作豐富。除《聊齋誌異》外，還有詩、文、詞、賦、戲曲、俚曲和一些雜著，其中都有一些好作品。特別是俚曲的創作表現了作者對通俗文學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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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難曲》根據《聊齋誌異》和《張鴻漸》改編而更廣泛地描寫了社會生活，表現了廣大人民的悲慘命運，是俚曲中最有成就的一篇。

《聊齋誌異》是蒲松齡的代表作，在他四十歲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後不斷地所修改的增補，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結晶，也是他的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

《聊齋誌異》中雖有部分作品出自作者的親身見聞，如《地震》、《跳神》等，也還有承襲過去題材而加以創造性發展的，如《續黃粱》本於《枕中記》，《蓮花公主》本於《南柯太守傳》等，但絶大多數則是記述當時民間和下層文士中間的故事傳說。這在《聊齋自志》中說得很清楚：「才非干寶，邪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鄒弢《三借廬筆談》載，作者作此書時，常設茶煙于道旁，「見行者過，必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這傳說雖未必完全可信，但可見它的題材來源的廣泛。《聊齋誌異》的創作態度也是嚴肅的。《聊齋自志》說：「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正說明《聊齋誌異》是作者有所寄託的，而不是「妄言妄聽，記而存之」(袁枚《新齊諧序》)的作品。他之所以採用鬼狐故事，是因為它便于避免清初嚴酷的文網和自由地表現生活理想。因此，其中不少篇章雖取材於民間傳說，卻表現了作者的理想和愛憎，有明確的主題和鮮明的傾向。

《聊齋誌異》現存的版本主要有“手稿本，僅存上半部；乾隆十六年(1752)鑄雪齋抄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即一般通行本的底本。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會校會注會評本採錄最為完備，共收作品四百九十一篇。這將近五百篇作品，體載並不一致。一部分篇幅短小，記述簡要，還是筆記小說的體制。小部分描寫作者親身見聞的作品，則具有素描、特寫的性質。大部分作品則是具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節、鮮明的人物形象的短篇小說，是我國文言小說中的珍品，也是《聊齋誌異》思想藝術成就最高的部分。

第二節　聊齋誌異的思想內容

《聊齋誌異》中的優秀作品，反映了廣闊的現實生活，提出許多重要的社會問題，表現了作者鮮明的態度。它們或者揭露封建統治的黑暗，或者抨擊科舉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禮教的束縛，具有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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