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五六年四月九日，我離開了都市，從此就不再居住在都市中了；後來，無論在巴黎也好，在倫敦也好，在別的都市也好，幾次短暫的勾留，都是路過，或者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我都不把它算作居住。埃皮奈夫人坐自己的車來接我們三人，她的佃戶來運我的簡單的行李，當天我就住定了。我發現我這小小的幽居里的佈置和陳設都很簡單，但是乾乾淨淨，甚至還很雅緻。為這陳設費了一番工夫的那隻手使這陳設在我的眼光裡格外具有一種不可估量的價值。我覺得在我的女友家裡作客，住在我親自選擇的、由她特意為我建造起來的一所房子裡，真是樂趣無窮。

雖然天還很冷，甚至還有些殘雪，大地卻已經開始萌動了；紫羅蘭和迎春花已經開了，樹木的苞芽也開始微綻。我到的當天晚上，差不多就在我的窗前，在毗連住宅的一片林子裡就聽到了夜駕的歌唱。我矇矓地睡了一陣之後醒來。忘記了已經遷居，還以為是在格勒內爾路呢。忽然一陣鶯聲叩動了我的心弦，我在狂喜中叫道：「我全部的心願終於實現了！」我首先關心的就是我對周圍的那些鄉村景物的印象如何。我先不安排我的房間，而是先出去散步。在我的住宅周圍，沒有一條小徑，沒有一片修林，沒有一叢灌木，沒有一塊僻壤，不是我在第二天就跑遍了的。我越觀察這個媚人的幽境，就越覺得它是為我而設的。這地方僻靜而不荒野，使我恍如遁跡天涯。它具有那種都市附近難以找到的美麗景色；你突然置身其中，就絶對不能相信這裡距巴黎只有四里約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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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沉醉于鄉村景物中的幾天之後，才想到應該把文稿整理一下，把工作安排安排。一如既往，我規定上午抄樂譜，下午帶著我的小白紙本和鉛筆去散步。我從來只有subdio（在露天下）才能自由自在地寫作和思考，所以不想改變這個方法，我打算從此就把那片几乎就在我門口的蒙莫朗西森林當作我的書房。我已經有好幾部作品都開了頭，現在拿起來檢閲了一番。我的寫作計劃是相當壯觀的；但是在城市的喧囂之中，進展一直很慢。我原就打算等到紛擾減少一點的時候，稍微做得快一些。我想現在可以說宿願是終於實現了。象我這樣一個常常生病的人，又常跑舍弗萊特、埃皮奈、奧博納、蒙莫朗西府，又常被許多沒事做的好事者跑到家裡來釘住不放，而且又始終如一地拿半天的時間抄樂譜，如果人們數一數、量一量我在退隱廬和蒙莫朗西度過的那六年之中所寫出的作品，我相信，他們會發現，如果我在進一段生活中浪費了時間，至少也絶不是浪費在無所事事上面。

在我已經動筆寫的那些作品之中，我長久以來就在構思，搞得最有興味，並想以畢生的精力去搞，而且，依我主觀的看法，將來最能使我成名的，就是我那部《政治制度論》。我第一次想寫這樣一部書，已經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在威尼斯，曾有機會看出，這個被人們如此誇耀的政府，竟有那麼多毛病。從那時起，通過對倫理學歷史的研究，我的眼光又擴大了許多。我發現，一切都從根本上與政治相聯繫；不管你怎樣做，任何一國的人民都只能是他們政府的性質將他們造成的那樣；因此，「什麼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這個大問題，在我看來，只是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樣的政府性質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開明、最聰慧、總之是最好的人民？——這裡「最好」這個詞是就其最廣泛的意義而言的。我又看出，這個問題又極接近於這樣一個問題（即使兩個問題不是相同的）：哪種政府在性質上最接近於法呢？由此便產生：什麼是法？以及一連串與此同樣重要的問題。我看出，所有這一切正把我引導到偉大的真理上面去，這些真理有益於全人類的幸福，特別有益於我的祖國的幸福——在我最近那次旅行當中，我在我的祖國沒有找到在我看來足夠正確、足夠明晰的關於法律與自由的概念。我曾以為，用這種間接的方式為我的同胞提供這些概念，是最能顧全他們的自尊心的，也是最能使他們原諒我在這個問題上比他們看得稍遠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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