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皇祐中，益州進士房庶論尺律之法，以為嘗得古本《漢書》，言在《律歷志》。范鎮以其說為然，請依法作為尺律，然後別求古樂參考。於是庶奉詔造律管二，尺、量、龠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為非。詔鎮與幾等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帝然之。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幾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幾樂也，臣何預焉！」乃覆上奏曰：「太常鎛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樸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樸黃鐘律，比樸樂才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為黃鐘，則是商為宮也。
方劉幾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鎛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明堂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鬥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鞀鼓’，‘合止柷吾攵’，‘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床：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于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為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二虡。」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
五年正月，開封布衣葉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應古法，復下楊傑議。傑論防增編鐘、編磬二十有四為簨制，管簫視鐘磬數，登歌用玉磬，去樂曲之近清聲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均律差互，與劉幾同。請以晉鼓節金奏。考經、禮，制簨虡教國子、宗子舞，用之郊廟，為何所取？而范鎮亦言：「自唐以來至國朝，三大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鐘為角、黃鐘之角。黃鐘為角者，夷則為宮；黃鐘之角者，姑洗為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呂曰黃鐘羽。今葉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說，而不見《周禮》正文，所以稱本寺均差互，其說難行。」帝以樂律絶學，防草萊中習之尤難，乃補防為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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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春正月，禦大慶殿，初用新樂。二月，太常言：「郊廟樂虡，若遇雨雪，望祭即設于殿上。」三月，禮部言：「有司攝事，祀昊天舞名。請初獻曰《帝臨嘉至》，亞、終獻曰《神娭錫羡》；太廟初獻曰《孝熙昭德》，亞、終獻曰《禮洽儲祥》。」詔可。九月，禮部言：「《周禮》，凡大祭祀，王出入則奏《王夏》，明入廟門已用樂矣。今既移祼在作樂之前，皇帝詣罍洗奏《乾安》，則入門亦當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靈宮及南郊壝門，乞如之。」
七年正月，詔從協律郎榮咨道請，于奉宸庫選玉造磬，令太常審定音律。六月，禮部言：「親郊之歲，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遣塚宰攝事，禮容樂舞謂宜加于常祀。而其樂虡二十、樂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與常歲南北郊上公攝事無異，未足以稱欽崇之意。乞自今準親祠用三十六虡，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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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詔臣製造玉磬，將用於廟堂之上，依舊同編鐘以登歌。今年親祠明堂，請用之，以章明盛典。」從之。三年，范鎮樂成，上其所制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鎛鐘一、衡一、尺一、斛一，響石為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篪、巢笙、和笙各二，並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禦延和殿，詔執政、侍從、台閣、講讀官皆往觀焉。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于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閲簨虡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嘆不忘。」
鎮為《樂論》，其自敘曰：「臣昔為禮官，從諸儒難問樂之差謬，凡十餘事。厥初未習，不能不小牴牾。後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書，去其牴牾。掇其要，作為八論。」其《論律》、《論黍》、《論尺》、《論量》、《論聲器》，言在《律歷志》。
《論鐘》曰：
夫鐘之制，《周官·鳧氏》言之甚詳，而訓解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於、鼓、鉦、舞、甬、衡之間。」介於、鼓、鉦、舞之間則然，非在甬、衡之上，其誤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橫為修，從為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為之間，則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即言鼓間與舞佾相應，則鼓與舞皆六，所云「鉦六、舞四」，其誤二也。又云：「鼓外二，鉦外一。」彼既以鉦、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穿鑿，以遷就其說，其誤三也。
今臣所鑄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為鐘之身。鉦者，正也，居鐘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為之鼓，上去二以為之舞，則鉦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鉦、舞、篆、景、欒、隊、甬、衡、旋蟲，鐘之文也，著于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鐘之數也，起於內者也。若夫金錫之齊與鑄金之狀率按諸《經》，差之毫釐則聲有高下，不可不審。其鎛鐘亦以此法而四倍之。
今太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金齊，一以黃鐘為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黃鐘最薄而輕。自大呂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聲者不見于《經》，惟《小胥》註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為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幾用之，與鄭、衛無異。
《論磬》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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