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只有勞動才是價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確尺度，換言之，只有用勞動作標准，才能在一切時代和一切地方比較各種商品的價值。就一世紀一世紀來說，我們不能用一種物品所能換得的銀量來估定這物品的真實價值；就一年一年來說，我們不能用一種物品所能換得的穀物量來估定這物品的真實價值。但無論就一世紀一世紀來說，或就一年一年來說，我們都可極其准確地用一種物品所能換得的勞動量，來估定這物品的真實價值。就一世紀一世紀來說，穀物比銀更適合於作為尺度，因為在這場合，等量穀物比等量白銀更有支配等量勞動的可能。反之，就一年一年來說，以銀為尺度又勝於穀物，因為在這場合，等量的銀比等量穀物更有支配等量勞動的可能。
　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的區分，對訂定永久地租或締結長期租地契約，可能還有用處，但對日常生活中比較普通的買賣，卻沒有用處。
　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方，一切物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都成正比例。例如，在倫敦市場上售賣一種商品，所得貨幣愈多，那末在那個時間，它所能購買或所能支配的勞動量亦愈多；所得貨幣愈少，它所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亦愈少。所以，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方，貨幣乃是一切商品的真實交換價值的正確尺度。但只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方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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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隔很遠的兩個地方，商品的真實價格與貨幣價格不成正比例，而往來販運貨物的商人只考慮商品的貨幣價格，換言之，他所考慮的，只是購買商品所用的銀數和出賣商品可換得的銀數之間的差額。在中國廣州地方，半盎斯白銀所可支配的勞動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倫敦一盎斯白銀所可支配的也許還要大。所以，對於各該地的某一商品的所有者來說，在廣州以半盎斯白銀出售，比在倫敦只一盎斯白銀出售，實際上也許更有價值，更為重要。不過，如果倫敦商人能在廣州以半盎斯白銀購買的某一商品，後來能在倫敦以一盎斯白銀的價格出賣，他這趟買賣，就獲得了百分之百的利益，好象倫敦和廣州的銀價完全相同一樣。至於廣州半盎斯白銀，比倫敦一盎斯白銀，能夠支配更多勞動或更多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對這個商人來說，是不重要的。在倫敦，一盎斯白銀使他能夠支配的勞動量和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量，總是兩倍於半盎斯白銀，而這正是他所希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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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一切買賣行為的適當與否，最終都取決幹商品的名義價格或貨幣價格，而日常生活中幾乎所有交易也受其支配，所以，人們大都注意名義價格而不注意真實價格，是毫不足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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