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代筆，而識四大家受病之故焉。彼之仕途泛交，與余不識面之貴人何異？彼遇歡戚會別等事，不論有暇無暇，須與之一詩，與余之旅涂困頓，茫無情緒是，忽然索詩何異？彼之無情而強為之辭，又欲似盛唐，不得不依樣造句，與余之昧心蒙面，詭遇他人何異？彼自謂鏗鏘絢麗，宛然唐人，與余所舉《乞食草》中之無意思，郛殻爛惡，陳久餒敗之語何異？所不同者，余以秋根自命，彼以盛唐大家自許耳。然余乞食詩，實得少時十年沈浸糞溝之力。
鍾、譚派于世無用，一蹶不振，二李法門，實為不祧之祖。何也？事之關係功名富貴者，人肯用心。唐之功名富貴在詩，故三唐人肯用心而有變。一不自做，蹈襲前人，如今日之抄舊時文，便為士林中滯貨故也。
明之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盡，詩其暮氣為之耳。此間有二種人：一則得意者，不免應酬，二李之體，易成而悅目；一則失志者，不免代筆，亦惟二李相宜故也。古人非執友、非詩人不贈以詩，故交遊間詩，亦得有意有情。今世以詩作天青官綠，尚書檯鼎套禮之副，定不免用二李套句。
然當如服牛乘馬，鷄司晨，狗守戶而已。其不可謂之詩，譬猶牛馬鷄狗之身，不可以為己身也。蓋泛交本自無情，豈能作有情之語？而又用處甚多。今日仕途，用其有詞無意之詩，可以應用而不窮，且寫在白綾金扇上，亦能炫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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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留稿，人若看至五六首，必嘔噦也。然當用「臥病山中生桂樹」，不可用「大漠清秋迷隴樹」。
今人作應酬詩者，不必責以王右丞之《送楊少府》、杜少陵之《和裴迪》，只作中唐人劉長卿之《送陸澧》，李益之《送賈校書》幾首，請拜以為五十六字之師。

●卷五

問曰：「朝貴俱尚宋詩，先生宜少貶高論。」答曰：「厭常喜新，舉業則可，非詩所宜。詩以《風》、《雅》為遠祖，唐人為父母，優柔惇厚，乃家法祖訓。宋詩多率直，違於前人，何以宗之？作宋詩城勝於瞎盛唐，而七八十歲老人改步趨時，何不于五十年前入復社作名士？且人之出筆，定是宋詩，余深恨之，而犯者十九，何須學耶？」
韋仲將發蔡中郎塚，乃得用筆之不。常熟老人傳筆法於張旭，旭傳於顏魯公，魯公傳於懷素，書家固有授受秘意。太白以詩法授韋渠牟，則詩家亦有之矣。晚唐人猶有司空圖，至宋初不及百年，而風氣大異，豈非五代兵革時失其授受乎？許渾作實語死句，唐人即痛斥之，詩眼猶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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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詩十之九落實語死句，無一覺者，詩眼已亡也。明不以詩取士，宜乎不工。宋詩乃舉業，而亦不同於唐，杜撰故也。
唐人詩被宋人說壞，被明人學壞，不知比興而說詩，開口便錯。義山《驕兒》詩，令其莫學父，而于西北立功封侯，‧興以言己之有才而不遇也。葛常之謂「其時兵連禍結，以日為歲，而望三四歲兒，立功于二十年後，為俟河之清。」誤以為賦，故作寐語。
唐人工于詩而詩話少，宋人不工詩而詩話多，所說常在字句間。
詩于唐人無所悟入，終落死句。嚴滄浪謂「詩貴妙語」，此言是也。然彼不知興比，教人何從悟入？實無見于唐人，作玄妙恍惚語，說詩、說禪、說教，俱無本據。
比興非小事也。宋詩偶有得者，即近唐人。韓魏公罷相判北京，作《園中》詩云：「風定繞枝蝴蝶閙，雨餘荒圃桔槔‧。」明道《春遊》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皆用比義以說朝事。子瞻擬陶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兼用比興以道己意，即迥然異於宋詩。
葛常之謂「興近於訕，今人不敢作」。詩不優柔，乃墮於訕，何關興事？吾不知宋人以何者為興？「打起黃鶯兒」，「忽見陌頭楊柳色」，未見其訕也。
陳無己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浪得名。不惜卷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杭妓胡楚曰：「不見當年丁令威，看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卻恐青青有盡時。」一比一興，卻自深婉，不類宋詩。
賦義極易而極難。如君實之「清茶淡飯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則極易。如子美之「側身天地更懷古，迴首風塵甘息機」，則極難。宋詩多賦，于難易何居。
邵堯夫《三皇》、《五帝》等吟，全不似詩體。有云：「誰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則道理亦謬。說畫前之《易》，是自比伏羲，而文王、周公、孔子不足數也。
刪後無詩，將陶、杜風雅之句俱蔑之乎！
方子通詠《古柏》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年成大廈，也應隨例作埃塵。」《灧‧堆》云：「湍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好手，古來何事不由人。」有意無詞者也。今試以唐人之詞出其意，如何而可？詩誠難事哉！
詩以優柔郭厚為教，非可豪舉者也。李、杜詩人稱其豪，自未嘗作豪想。豪則直，直則違于詩教。牧之自許詩豪，故《題烏江亭》詩失之於直。
石曼卿、蘇子美欲豪，更虛誇可厭。
范希文《過淮遇風》云：「一棹危于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直是杜詩。余謂是子美之人，方可作子美之詩，于希文驗之矣。
陳去非云：「唐人有苦思，故造句工，得句奇，但格韻不高，不能驂少陵之逸步。」余謂彼皆詩人，少陵非詩人故也。詩亦無他，情深詞婉而已，唐珏易陵骨詩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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