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的，僅僅用語言是不夠的。而當語言沒有力量的時候，更雄辯的話語音樂就發揮出它的無比威力。音樂有獨具的功能去表現愛。雖然詩人也有自己表現愛的方式，語言在詩的形式中已經不再是簡單的話語，它們已經變成了音樂，最好的例證就是：當你細心的把詩當做說話而不當作音樂來誦讀時，那些詩句就几乎沒有意義。
然而實際上它們不僅有意義，還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不僅在文字上，而是純粹音樂上的。我很高興你把器樂評價得這樣高。你說歌詞常常傷害了音樂，常常把音樂從不可量度的高度硬扯下來，這是絶對正確的。我也常常深切地感到這一點，也許這就是我作器樂曲比作聲樂曲效果更好的原因吧。
這些精深的談話加深了梅剋夫人對她心目中的樂聖的崇拜，也讓她得以探知他的摯友的至誠的內心。
1877年底，柴可夫斯基在弟弟的陪同下從瑞士又去了意大利。他們到過米蘭、佛羅倫薩和威尼斯。他在意大利休養時，接到莫斯科音樂學院發來的公函，派他作為俄國音樂代表去出席巴黎博覽會，讓他在巴黎居住和工作 8個月，給他1600法郎月薪。這份工作是尼·魯賓斯坦為他爭取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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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寫信給尼·魯賓斯坦以身體不好，不能勝任為理由拒絶了這個工作。當時他的健康剛剛恢復，神經還很脆弱，經受不住外界的刺激。他一想到出席音樂會，要會見許多音樂家，還要去赴宴，他就感到很不安。若被這一系列的社交活動纏住，他將沒有時間進行創作，而作曲卻是他用來治療疾病的手段。
他覺得到國外來對自己說來最重要的就是安靜和自由。從現在起他決心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在給莫斯科朋友的信中柴可夫斯基說：「我的全部天性，我的每一根纖維、每一個細胞都抗議我去就任這個代表職務。」同時，在給梅剋夫人的信中他暴露了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只有你和我的弟弟們才真正瞭解我。
我的莫斯科朋友們因為我拒絶到巴黎的會上去做音樂代表，也在指責我。他們不瞭解，像李斯特、維瓦爾迪這些人的顯赫名聲是可以壓倒我的。在這些名人面前，任何一個到巴黎去的外國音樂家都不會注意我。我在這些巨星中間，只不過是乳臭未乾的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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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人家都說我謙虛，但我必須承認，我的謙虛只不過是一種深深隱藏着的傲氣。在現時所有的音樂家當中，沒有一個我是自願在他面前低頭的。然而天賦我這許多驕傲，卻沒有給我出售這些貨物的本領。我簡直害怕得有點不正常，也許這是因為過于驕傲的緣故。
我不知道怎樣主動地去擴大自己的聲譽和名望，我寧願等它自行到來。」「惟一對我好的是布羅夫，不幸的是他的病體使他實際上離開了藝術界，現在已經不能再做什麼。儘管如此，靠了他，我還是在英美兩國比在其他地方更出名。」
尼·魯賓斯坦對柴可夫斯基拒絶去巴黎感到非常生氣。他給柴可夫斯基寫了一封充滿指責怪罪的信，說他貪圖安逸，逃避工作，說他誇大自己的病情。尼·魯賓斯坦還去找了梅剋夫人，認為她慣壞了柴可夫斯基，讓她停止對柴可夫斯基的資助。尼·魯賓斯坦的信大大傷害了柴可夫斯基。
他寫信對尼·魯賓斯坦的蠻橫態度提出抗議，申明了自己不能去當代表的理由。強調自己缺乏指揮天才，在國際音樂會上，需要親自指揮演奏自己的作品，也要指揮演奏別人的作品，這都不是他目前力所能及的。如果演出不成功，會有損于莫斯科音樂學院和整個國家的名譽，也違背了尼·魯賓斯坦推薦他去當代表的初衷。柴可夫斯基在信中也對尼·魯賓斯坦就梅剋夫人和他的關係問題做了必要的澄清。
他說：「從來沒有一個人這樣仁慈、細心、慷慨和能忍耐。不僅我的生命是靠了她，我能繼續工作也是靠了她。能夠繼續工作，這對我說來是比生命更重要的……對於我，她是上帝的化身……我和她的關係是不必妒忌的，我只是享用了她的慷慨……」梅剋夫人很快寫信來安慰柴可夫斯基。她也認為柴可夫斯基沒有必要去為參加博覽會浪費時間，不願意他到那種眾目睽睽的場合去受刺激。
沒過幾天，尼·魯賓斯坦寫來一封口氣大為和緩的信，態度與前次截然不同。表面上他倆人的關係算是和解了，但從此以後，在他們之間卻開始形成了一堵看不見的高牆。
柴可夫斯基在國外的生活是靠工作、書信支撐的。除此之外，他養成了喝酒的習慣。每天晚上入睡前，總要喝上幾杯白蘭地，在有點酩酊的狀態中安靜地睡去。白天也要喝不少的酒。
沒有酒，他覺得活不下去，身邊總帶有小白蘭地酒瓶。他覺得喝一點酒就可以寫得好一些。這說明他的身體並未完全複原。
1878年3月，柴可夫斯基的學生、年輕的小提琴家柯代克來到了克萊倫斯和柴可夫斯基做伴。柯代克是除梅剋夫人外，柴可夫斯基最近的知己，他的到來，給柴可夫斯基帶來安慰和快樂。從柯代克來了以後，他們住的那一帶山間總是琴聲繚繞。柴可夫斯基感到精力充沛，心情也變得輕鬆愉快了。
一首小提琴協奏曲的樂思開始在他頭腦裡形成。此時，工作對他來說已經成為最大的樂事。由於埋頭作曲，他甚至不覺察時間是怎樣過去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就寫完了這首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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