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織出來的布，雖然略顯粗糙，但這是自己的勞動成果，是汗水和智慧相融合而產生的結晶物。
後來甘地在他的自傳中說。「紡車的轆轆之聲開始興高采烈地在我的房間裡響起來了，我敢毫不誇張地說，我的健康的恢復，紡車的聲音實在出力不小。」
為真理學院土紡土織立下汗馬之功的甘嘉朋，本身就是一位紡織能手，甘地在他的自傳中提起她織布的情景時很是敬佩，他回憶道：「甘嘉朋在織布機旁織布的英姿很是動人。當這位識字不多但是沉着的姐姐坐在織布機旁的時候，她是那樣的全神貫注，以至于旁邊的什麼東西都不能引起她的注意，要吸引她的眼睛離開她心愛的織布機就更加困難了。」
甘地從這時起開始着土布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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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布成功，甘地借題發揮，以此來教育真理學院的學員們，希望他們改變輕視勞動的流俗：「勞動是人類天賦的義務，為了個人的生存，我們必須勞功。」不久，甘地學會了紡紗織布，並且大張旗鼓地向社會廣泛宣傳土布。
從1916年參加戈克利逝世一周年紀念大會演講開始，只要有機會，他都不忘在演講辭或在他撰寫的文章中加進他感到意義非凡的土布運動和土布精神的內容。他把土布運動當成了一項建設性工作向社會推而廣之。他一再強調，「我們自己的衣服式樣，是最適合我們的生活環境的」，而且，「我們應大力提倡在語言、穿著、思想上表現土布精神」。
他把他的主張帶進了國大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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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1919年聖誕期間國大黨在阿姆利則召開的年會，大會主席是老尼赫魯。據老尼赫魯之子，後來成為印度獨立之後第一位總督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自傳》稱：「阿姆利則大會是甘地領導的第一次大會。提拉克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在討論問題時很活躍。然而大多數代表，尤其是會外的群眾都指望甘地來領導。
『聖雄甘地萬歲』的口號開始左右印度的政治。新從監獄出來的阿里兄弟馬上參加大會。民族運動開始採取新的形式，向新的方向發展。」
這次會議雖然出現了甘地與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家尖鋭的意見分歧，雖然未能通過甘地提出的對旁遮普與古遮拉特「暴力”進行譴責的議案，但是大會通過了50多種議案，其中也包括甘地主張的提倡手紡手織的土布運動議案。繼1921年7月國大黨孟買會議提出中心工作限于9月30日以前加緊提倡土紡土織的土布工作之後，工作委員會號召國大黨從當年8月1日起一律不准再穿洋布衣服而改着土紡土織的土布衣裝。在這一天召開的群眾大會上，甘地意味深長地說：“不能實現土布運動，印度便不能自救。」
甘地認為，他之所以要在全國發動一場土布運動，並不是一時頭腦發熱，也不是心血來潮，而是他的非暴力抵抗運動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部分。由於英國殖民主義者的侵略，極大的破壞了印度以手工業為基礎的社會結構，英國人以武力的手段，低價收購印度棉花，經過加工製作成產品，又以高價銷向印度，從中對印度進行經濟掠奪，搾取大量財富。印度人民用自己的心血養活了那些大腹便便的英國有產階級。而這時印度的勞動人民卻過着非人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被踐踏。
所以開展聲勢浩大的土布運動，抵制洋布，也就是對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有效的反抗。他衷心地希望黨員能支持他，積極參加這項運動，也希望民眾能夠給予充分的理解和做出真誠的行動。
自從國大黨發出黨員不允許穿戴洋布衣帽之後，甘地宣佈他自己將永遠只用土布纏腰，上身不着衣裝。這種裝束一直保持下來，直到老年，雖然上身赤裸，但下身的一塊土布則變得神聖起來。不管是在什麼場所，城裡、鄉下、國內、國外，他都沒有絲毫改變。他說：「我是代表國大黨，也就是半饑半飽、衣衫襤褸的人民的代表；如果我代表有產者，我也要穿著簡樸，時時告誡自己要終身為印度的勞苦大眾謀福利。」
他不僅積極為真理學院找紡車，而且還每天堅持紡綫織布。就連 1922年身處囹圄的他，也要堅持每天用四小時紡紗做棉條，他說，不僅因為自己的勞動果實體現了個人的能力和價值，舉目可見，更重要的還在於這是印度人民開展生產自救、走向自治的需要。1924年6月，剛出獄半年的甘地，參加國大黨在阿赫梅達巴舉行的年會，又提出了四項議案。
第一，取消黨員每月繳納四先令黨費的規定，改為黨員每月至少紡紗半小時，每月15小時，至少需向黨組織交納紡紗四英兩；第二，黨的負責人員如不接受指示執行任務，將視為失職，而由他人遞補；第三，凡忠實履行下列五抵制者，才有資格承擔黨內負責工作，即抵制洋布、政府法庭、學校、封號、立法機構，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應辭職引退；第四，譴責恐怖行動，確定暴力行動有悖于自治目的與非暴力原則。
大會在審議這四項議案時，引起很大爭議。在討論第一項議案時，極為不滿的國大黨元老老尼赫魯、達斯和一些反對者憤然退出會場。大會表決，這項議案仍然被多數票通過，但是最後又被撤回。甘地自然十分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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