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13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13，共298。
乾隆朝的最後年月真是體面喪盡，雖然他在當朝六十年後於1795年遜位，但他仍以太上皇的名義垂簾聽政，一直到1799年駕崩後，兒子嘉慶皇帝才得以處決和珅。從1775年得乾隆青睞到1799年去世，和珅肆意禍害朝綱，積聚了一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額財富，查抄的家產總值達8億兩
大致相當於15億美元。
和珅的行徑如同靛青溶水一樣四散擴展，無論在京內或外省，無論是文臣或武將，也無論官階高低，一時間貪污成風。旗人變得放蕩不覊，玩物喪志，完全不能再充任行軍打仗之職。漢軍綠營兵也備受種種不當舉措的困擾，從而大大喪失了以往的鋭氣，邊關軍務被漠然置之。追求享樂和揮霍浪費的習性導致了道德淪落和王朝的普遍衰敗。
乾隆的六次南巡至少耗費2,000萬兩，而往東、西、北各方所作的其它諸次巡遊，究竟花費多少銀兩尚不得而知。他的「十全武功」耗掉了1.2億兩的代價，而其時的平均歲入只有4,000萬兩左右。這些巨額的開支和追求奢華的普遍風氣，給日後的政府機制運轉留下了巨大的財政困難。
這樣，在乾隆朝行將結束之時，中國正經歷着王朝衰落的開始。昔日昌盛的輝煌仍浮現在表面，但在這表象下面，強盛的實質已經失去了。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西方人開始加強了打開中國貿易和外交大門的努力，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始了。第三章 政治和經濟體制1.政治結構
雖然清朝是一個異族王朝，但卻接受了傳統的儒家秩序，並招納漢族士人進入官場與滿人共事，形成了一種在王權政治之內的二元種族體制。政府根本上是一種專制體制，不存在任何西方意義上的權力分立；無論是在行政、立法或司法方面，皇帝都是絶對的統治者。皇帝在統治國家時不設宰相一職，真可稱得上「朕即國家」!這種高度的集權，對皇帝提出了比對帝國中的其它任何人都更高的要求。康熙這樣評論說：「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仕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遊自適；為君者勤勉一生，了無休息。」清朝的專制主義無疑從明朝繼承而來，大多數體制和做法也是如此，只是在適應一些特殊的場合和需要時，才作了一些補充而已。
1.1皇帝和貴族處在等級制度頂端的皇帝，以過去統治者很少有的認真態度親理政務。皇帝披閲來自帝國內各個地方的所有奏摺
每天50、60到100份之多
用硃砂筆在每份奏摺的邊緣或字裡行間寫下批註。作為行政者，皇帝決定所有的大政方針、委任官職、封授爵位、認可陞遷黜貶、賞賜俸祿、統帥軍旅、批准與外國的條約。作為最高立法者，皇帝以諭旨和敕令的形式，頒行、取消並修正法律。
在司法方面，皇帝是最高申訴法庭，恩賜赦免和緩刑。確實，專制君主制度在清朝達到了最高峰。
皇帝還是宗教首腦，敕封達賴喇嘛、道教天師和孔府衍聖公(孔子的直系後裔)，祭拜天地、孔聖人、佛祖等等。自然災害被視為天地震怒的表現，當發生這類災難時，皇帝要祈求上天寬宥他的罪孽，因為這是天地震怒的根源。
最後，皇帝還倡導學術，命人編纂和頒行圖書及類書，來顯示自己是臣民的精神領袖。他授命舉辦鄉試和會試，並親自主持殿試。他經常親自考問試子及決定三甲的名序；有時甚至會駕臨國子監講學。所有的科舉功名都以他的名字授予，即欽點。
儘管皇帝顯得几乎無所不能，但卻也受一些限制。儒家信條要求皇帝修德行善，關切臣民的需要；並且約束他在典禮場合謹守禮儀及遵奉古制，為蕓蕓眾生樹立榜樣。皇帝不能違背傳統習俗，也不得忽視士紳的「輿情」，除非在緊急狀況下，否則他不能違反情理征闢丁憂守制的官員。當與六部九卿的大臣議政時，皇帝在道義上要容納他們的規諫。
作為皇室的一員，皇帝不能違背帝室宗法或不遵祖訓，這些東西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藐視這些限制將合乎情理地招致言官的諫諍，或引發宮闈政變甚至叛亂。孟子認為民眾有反抗的權利，叛亂便是這種觀念的必然結果，也是對君主行為的最強有力的遏制。如果皇帝謹慎認真地履行最高權力，同時又尊重上述種種條件，那麼就自然能夠確保得到大臣的敬仰和官民的擁戴，並因而得以理直氣壯地宣稱他是以「天子」及天人關係協調者的身分替天行道。
清朝體制下的貴族階層分為三類：帝室宗親、授爵貴族和旗人。宗親就是努爾哈赤的直系男性後裔，從十六世紀後期到十九世紀末總數約有七百人。宗親受「宗人府」管束，宗人府的職能就是保證他們的名籍。宗人府：掌管宗親從生到死的一應記錄，包括婚姻、爵祿、賞遷懲黜或其它一些事情。
宗人府也開設學堂，為宗親舉行單獨的科考(宗子試)，審理他們的忤逆行為，對他們的活動進行總的監督。皇帝封賞田地、府邸和每年的銀糧津貼給宗親。但宗親或多或少被隔離起來，好像不准結交外藩，也不被委任為大學士或後來的軍機大臣等要職。這種規定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嚴格執行，極少例外。
當然在清朝最後幾十年中，此類限制就變得比較寬鬆了：比如，恭親王在1853年就被任命為軍機大臣。
授爵貴族分成五等：公、侯、伯、子、男。這些爵位大多是授封給一些功勛配得上這些殊榮的文臣武將的。授爵貴族本身並不構成一個階層；作為一個集團，對社會也沒有多少影響。
大致相當於15億美元。
和珅的行徑如同靛青溶水一樣四散擴展，無論在京內或外省，無論是文臣或武將，也無論官階高低，一時間貪污成風。旗人變得放蕩不覊，玩物喪志，完全不能再充任行軍打仗之職。漢軍綠營兵也備受種種不當舉措的困擾，從而大大喪失了以往的鋭氣，邊關軍務被漠然置之。追求享樂和揮霍浪費的習性導致了道德淪落和王朝的普遍衰敗。
乾隆的六次南巡至少耗費2,000萬兩，而往東、西、北各方所作的其它諸次巡遊，究竟花費多少銀兩尚不得而知。他的「十全武功」耗掉了1.2億兩的代價，而其時的平均歲入只有4,000萬兩左右。這些巨額的開支和追求奢華的普遍風氣，給日後的政府機制運轉留下了巨大的財政困難。
雖然清朝是一個異族王朝，但卻接受了傳統的儒家秩序，並招納漢族士人進入官場與滿人共事，形成了一種在王權政治之內的二元種族體制。政府根本上是一種專制體制，不存在任何西方意義上的權力分立；無論是在行政、立法或司法方面，皇帝都是絶對的統治者。皇帝在統治國家時不設宰相一職，真可稱得上「朕即國家」!這種高度的集權，對皇帝提出了比對帝國中的其它任何人都更高的要求。康熙這樣評論說：「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仕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遊自適；為君者勤勉一生，了無休息。」清朝的專制主義無疑從明朝繼承而來，大多數體制和做法也是如此，只是在適應一些特殊的場合和需要時，才作了一些補充而已。
1.1皇帝和貴族處在等級制度頂端的皇帝，以過去統治者很少有的認真態度親理政務。皇帝披閲來自帝國內各個地方的所有奏摺
用硃砂筆在每份奏摺的邊緣或字裡行間寫下批註。作為行政者，皇帝決定所有的大政方針、委任官職、封授爵位、認可陞遷黜貶、賞賜俸祿、統帥軍旅、批准與外國的條約。作為最高立法者，皇帝以諭旨和敕令的形式，頒行、取消並修正法律。
在司法方面，皇帝是最高申訴法庭，恩賜赦免和緩刑。確實，專制君主制度在清朝達到了最高峰。
皇帝還是宗教首腦，敕封達賴喇嘛、道教天師和孔府衍聖公(孔子的直系後裔)，祭拜天地、孔聖人、佛祖等等。自然災害被視為天地震怒的表現，當發生這類災難時，皇帝要祈求上天寬宥他的罪孽，因為這是天地震怒的根源。
最後，皇帝還倡導學術，命人編纂和頒行圖書及類書，來顯示自己是臣民的精神領袖。他授命舉辦鄉試和會試，並親自主持殿試。他經常親自考問試子及決定三甲的名序；有時甚至會駕臨國子監講學。所有的科舉功名都以他的名字授予，即欽點。
儘管皇帝顯得几乎無所不能，但卻也受一些限制。儒家信條要求皇帝修德行善，關切臣民的需要；並且約束他在典禮場合謹守禮儀及遵奉古制，為蕓蕓眾生樹立榜樣。皇帝不能違背傳統習俗，也不得忽視士紳的「輿情」，除非在緊急狀況下，否則他不能違反情理征闢丁憂守制的官員。當與六部九卿的大臣議政時，皇帝在道義上要容納他們的規諫。
作為皇室的一員，皇帝不能違背帝室宗法或不遵祖訓，這些東西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藐視這些限制將合乎情理地招致言官的諫諍，或引發宮闈政變甚至叛亂。孟子認為民眾有反抗的權利，叛亂便是這種觀念的必然結果，也是對君主行為的最強有力的遏制。如果皇帝謹慎認真地履行最高權力，同時又尊重上述種種條件，那麼就自然能夠確保得到大臣的敬仰和官民的擁戴，並因而得以理直氣壯地宣稱他是以「天子」及天人關係協調者的身分替天行道。
清朝體制下的貴族階層分為三類：帝室宗親、授爵貴族和旗人。宗親就是努爾哈赤的直系男性後裔，從十六世紀後期到十九世紀末總數約有七百人。宗親受「宗人府」管束，宗人府的職能就是保證他們的名籍。宗人府：掌管宗親從生到死的一應記錄，包括婚姻、爵祿、賞遷懲黜或其它一些事情。
宗人府也開設學堂，為宗親舉行單獨的科考(宗子試)，審理他們的忤逆行為，對他們的活動進行總的監督。皇帝封賞田地、府邸和每年的銀糧津貼給宗親。但宗親或多或少被隔離起來，好像不准結交外藩，也不被委任為大學士或後來的軍機大臣等要職。這種規定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嚴格執行，極少例外。
當然在清朝最後幾十年中，此類限制就變得比較寬鬆了：比如，恭親王在1853年就被任命為軍機大臣。
授爵貴族分成五等：公、侯、伯、子、男。這些爵位大多是授封給一些功勛配得上這些殊榮的文臣武將的。授爵貴族本身並不構成一個階層；作為一個集團，對社會也沒有多少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