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25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25，共298。
戴震的學識面甚廣，但決非膚淺。他專治的領域是小學(傳統漢語學)、歷算和水利工程、地理。24戴震在晚年超越考證學範圍，欲建立一「戴氏哲學」。他完成了一部名曰《孟子字義疏證》的傑作，在該著中，他試圖針對程朱「理學」而提出自己的「欲學」。
他抨擊宋代哲學家有兩大罪狀，一是將道教和佛教教義攙雜進儒家學說，二是滅欲興理：
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于纖維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于道義。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絶情去智，充塞仁義。
25
戴震的「欲學」無疑是受了王夫之的影響。戴震對自己的哲學非常自得，且稱他的《孟子字義疏證》為其最得意之作。但不幸的是，他的弟子大多無法理解這本書，因而也沒有認真對待。儘管他的這部書在清代中期無甚影響，戴震對考證學的方法及對音韻、歷算、水利工程等學問的貢獻是巨大的，他的考據遠遠超出了漢學的範圍。
因此，稱戴震的學派為「漢學」就不太恰切了，更精確也更公允的應稱之為「清學」。
考證學在清代中葉達到了頂峰，它完全主導了中國的學術界。即便是清廷也不再倡導不合時宜的宋學。乾隆皇帝纂輯《四庫全書》的四庫館實際上便是三百名漢學家的大本營，戴震也位列其中。他們將3,457部著作編纂成了79,070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每一條摘要，都體現了漢學家的研究結晶。
考證學家以透徹、客觀、敏鋭和開明的態度，對中華文化遺產的几乎各個方面作了重新考察。由於他們紮實的研究和樸質的文筆，他們也稱自己的著述為「樸學」。考證學家研究的核心仍然是經籍，但也涉足了諸如訓詁、音韻、歷史、歷算、地理、典章和辨偽等學科，使自漢代(甚至更早)以來浩如煙海的中國古典文獻得到了嚴格的鑒別，其結果是，一些疑難的古代書籍可以閲讀並被理解，一些偽書被揭穿，一些流失的典籍重新面世。
清代學者經常稱自己為漢學家、所做的學問為漢學。毫無疑問，他們採用「漢」這樣醒目的名字是為了壓過宋學。但實際上，他們對經籍的尊重和他們博覽群書及書寫註解的習慣，與宋代學者的讀書精神相當一致。如果站在完全公正的立場上，人們不能說清學與宋學截然相對；二者的區別主要在於研究方法的不同，而非在於治學精神有任何實質性差別。
人們也不能把清學與漢學等量齊觀，因為清學範圍遠比漢學寬廣，有人暗示說，清學乃是打着漢學的旗幟而行宋學的精神。
在考察「考證學派」的功過優劣時，人們會因其目標的急劇轉變而震驚。清初的大儒們提倡學問要經世致用，而在清代中期，則全然是為做學問而做學問，經世致用的觀念被擱到了一邊。當然，這種態度的轉變很大程度可歸因于由反滿著述而引發的文字獄。學者在純學問和古書堆裡找到了避風港，這樣在政治上比較安全，在學術上的收益也更大。
考證曾被清初學者當作「復明」的一種手段，到了清朝中期，它本身就成了一種目的。當才智之士埋頭于考究古典經文和撰寫評註詮釋時，他們丟棄了與社會現實的接觸，也使國家喪失了有實踐經驗的領袖。這樣再次成為一種思想上的不負責任，間接地鼓勵了政治腐敗的發展，然而政治腐敗恰恰就是清初學者們急於去矯正的弊端。
總的來說，清代學者對豐富的中華文化遺產作了重新評估和重新整理，但沒有建立什麼新的思想成分，或者說沒有創立什麼重要的哲學學派。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勤勉盡心的解釋者和整理者，但不是創造性的建設者。梁啟超在自明而宋而漢而先秦一步步追溯復古思潮時評說：清代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卷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裡。」26梁啟超將復古運動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相提並論這種比較固然有點牽強附會，但無可否認，由於清代學者的努力，進入中華文化遺產之寶庫已變得較為容易了。
第五章 對外關係
在明末清初交替之際，西歐人開始到達中國；差不多同一時間，俄羅斯人也穿越嶲伯利亞進至滿洲邊境，然而兩者毫無關聯。隨着這種前所未有的東西方之間的接觸，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1.西歐人的來臨
地理大發現時期的歐洲洋溢着一種新的冒險精神，帝國的貪慾、基督教擴展到異教(即非西方)世界的傳教熱情，以及尋求香料貿易的商業探索，助長了這種冒險精神。在「航海家亨利親王」(Prince Henry，1394-l460年)的贊助下，葡萄牙船長起而探索人們知之甚少的非洲大陸。1487年，迪亞士(Bartholomeo Dias)繞過了好望角。幾年以後，1492年，西班牙資助哥倫布{Columbus)向着一個相反方向航行，這次航行不期而然地發現了美洲。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於是出面干預，發佈著名的1493年5月3日和4日通諭(這些通諭由一年後的《托爾德西拉斯條約》([Convention of Tordesillas]加以確認)，並在他們之間劃分了尚未被勘察的世界
葡萄牙得到巴西和大部分東方的非基督教世界，而西班牙則得到大部分美洲、太平洋、菲律賓和馬魯古。依據這一探險範圍的瓜分，伽馬(Vasco da Gama)于1498年經好望角抵達了印度，由此開闢了通向東方的航線；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相繼來到了亞洲。
他抨擊宋代哲學家有兩大罪狀，一是將道教和佛教教義攙雜進儒家學說，二是滅欲興理：
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于纖維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于道義。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絶情去智，充塞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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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稱戴震的學派為「漢學」就不太恰切了，更精確也更公允的應稱之為「清學」。
考證學在清代中葉達到了頂峰，它完全主導了中國的學術界。即便是清廷也不再倡導不合時宜的宋學。乾隆皇帝纂輯《四庫全書》的四庫館實際上便是三百名漢學家的大本營，戴震也位列其中。他們將3,457部著作編纂成了79,070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每一條摘要，都體現了漢學家的研究結晶。
清代學者經常稱自己為漢學家、所做的學問為漢學。毫無疑問，他們採用「漢」這樣醒目的名字是為了壓過宋學。但實際上，他們對經籍的尊重和他們博覽群書及書寫註解的習慣，與宋代學者的讀書精神相當一致。如果站在完全公正的立場上，人們不能說清學與宋學截然相對；二者的區別主要在於研究方法的不同，而非在於治學精神有任何實質性差別。
人們也不能把清學與漢學等量齊觀，因為清學範圍遠比漢學寬廣，有人暗示說，清學乃是打着漢學的旗幟而行宋學的精神。
在考察「考證學派」的功過優劣時，人們會因其目標的急劇轉變而震驚。清初的大儒們提倡學問要經世致用，而在清代中期，則全然是為做學問而做學問，經世致用的觀念被擱到了一邊。當然，這種態度的轉變很大程度可歸因于由反滿著述而引發的文字獄。學者在純學問和古書堆裡找到了避風港，這樣在政治上比較安全，在學術上的收益也更大。
考證曾被清初學者當作「復明」的一種手段，到了清朝中期，它本身就成了一種目的。當才智之士埋頭于考究古典經文和撰寫評註詮釋時，他們丟棄了與社會現實的接觸，也使國家喪失了有實踐經驗的領袖。這樣再次成為一種思想上的不負責任，間接地鼓勵了政治腐敗的發展，然而政治腐敗恰恰就是清初學者們急於去矯正的弊端。
總的來說，清代學者對豐富的中華文化遺產作了重新評估和重新整理，但沒有建立什麼新的思想成分，或者說沒有創立什麼重要的哲學學派。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勤勉盡心的解釋者和整理者，但不是創造性的建設者。梁啟超在自明而宋而漢而先秦一步步追溯復古思潮時評說：清代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卷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裡。」26梁啟超將復古運動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相提並論這種比較固然有點牽強附會，但無可否認，由於清代學者的努力，進入中華文化遺產之寶庫已變得較為容易了。
第五章 對外關係
在明末清初交替之際，西歐人開始到達中國；差不多同一時間，俄羅斯人也穿越嶲伯利亞進至滿洲邊境，然而兩者毫無關聯。隨着這種前所未有的東西方之間的接觸，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1.西歐人的來臨
地理大發現時期的歐洲洋溢着一種新的冒險精神，帝國的貪慾、基督教擴展到異教(即非西方)世界的傳教熱情，以及尋求香料貿易的商業探索，助長了這種冒險精神。在「航海家亨利親王」(Prince Henry，1394-l460年)的贊助下，葡萄牙船長起而探索人們知之甚少的非洲大陸。1487年，迪亞士(Bartholomeo Dias)繞過了好望角。幾年以後，1492年，西班牙資助哥倫布{Columbus)向着一個相反方向航行，這次航行不期而然地發現了美洲。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於是出面干預，發佈著名的1493年5月3日和4日通諭(這些通諭由一年後的《托爾德西拉斯條約》([Convention of Tordesillas]加以確認)，並在他們之間劃分了尚未被勘察的世界
葡萄牙得到巴西和大部分東方的非基督教世界，而西班牙則得到大部分美洲、太平洋、菲律賓和馬魯古。依據這一探險範圍的瓜分，伽馬(Vasco da Gama)于1498年經好望角抵達了印度，由此開闢了通向東方的航線；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相繼來到了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