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162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162，共298。
長沙城被攻克了，但這個勝利轉瞬即逝。三天之內政府軍就奪回了長沙並給予作亂者以重創。鹵莽的「立三路線」之失敗，導致共產國際代表米夫(PavelMif)請求莫斯科解除李立三的職務，米夫對李立三嚴密控制中共的做法很是不滿。共產國際派瞿秋白調查這件事，但他攻擊李立三就必然要批判克里姆林宮(Kremlin)的政策。
進退維谷的瞿秋白於是作了隔靴搔癢式的指責。但是，共產國際和「留學生幫」(參見下文)對李立三發起了一場來勢洶洶的大批鬥，指責他的(一)「機會主義的消極態度」，因為他一味依賴世界革命的前景；(二)「小資產階級沙文主義」和「大中華主義」，因為他誇大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三)「冒險主義」，因為他錯誤理解了「高漲」和「直接革命」的意思；(四)托洛斯基傾向，因為他提到了將中國革命直接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說法。21作為史達林在中國的失誤的代罪羔羊，李立三被送往莫斯科作檢討。他在那裡受到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嚴厲譴責，並被送到列寧大學學習以糾正錯誤。
瞿秋白的遭遇更慘：他被指責為兩面三刀、宗派主義、「見風使舵」，以及受鮑羅廷、陳獨秀和其它那些討厭人物的影響，在農村和農民問題上持錯誤觀點。22一個月後瞿秋白被排擠出中共政治局。
黨的領導權落入了王明(陳紹禹)和博古(秦邦憲)手裡，他們是中共內部「國際派」的領導。該派由二十八個曾于1926-1930年間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留學生組成，在1930年初回國後，被稱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和「中國的史達林派」。1931年1月，他們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接管了政治局。
3.2毛澤東的自行其是相對來說，在中共中央機關管轄範圍以外活動的毛澤東和朱德，沒有受黨內鬥爭的影響。他們在江西和湖南腹地，開展着獨立的、相對來說不太正統的活動，組織農民和創建蘇維埃。他們採取了游擊戰術，發動了「平均主義」的土地革命，將重新劃分的土地一視同仁地分配給富裕和貧窮的農民。他們在不依靠共產國際或駐上海黨領導人之幫助或指導的情況下，發展了一塊自給自足的根據地，而對駐上海的中央領導人保持一種「陽奉陰違」的態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從來沒有真正贊成毛澤東的活動，而莫斯科也僅僅是因為中共領導的其它所有起義均告失敗才勉強容忍它而已。毛澤東日益壯大的力量和越來越強的獨立性，與黨中央機關的處境形成鮮明對照，中央機關備受領導層不穩定、從自身埋頭作經濟重建的蘇聯那裡得不到財政支持，以及國民黨大肆迫害等因素的困擾。國民黨大肆搜捕共產黨，以致中共在漢口的秘密機關首腦23遭逮捕並被迫供出了黨人的名單。這也使總書記向忠發在l931年6月24日被捕及隨即被處決。
黨的命運一落千丈。
毛澤東意識到政治局處境的狼狽，因此大膽邀請政治局委員出席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降格地駕臨毛澤東的首都，他們的意圖不是來支持他的運動，而是來改變他的非正統行為。在大會召開之前，他們召集了一次黨內會議，會上通過決議，譴責毛澤東沒有採取堅定的「階級和群眾路線」、搞游擊戰術、在土地革命中持「富農」思想等錯誤。他們指責毛的狹隘的經驗主義、「機會主義的實用主義」和「總體的理論貧乏」。
會議結束時，他們號召無產階級領導土地改革、擴大紅軍、開展正規戰爭以替代游擊主義。這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完全地摒棄毛澤東式的方法，並企圖取代他建立的機制。24
但是，毛派分子在代表大會上完全控制了局面。在粉碎了國民黨的頭二次圍剿(見下文)以後，他們充滿着成就感和自信心。由於他們控制了大多數選票，所以輕鬆地挫敗了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並且保住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位。
一些前任的黨領導人被吸收進他的政府，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在職位分配中受到冷淡對待。他們中只有三個人，包括缺席的王明，被選人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博古則沒有獲得任何職位。
在這場權力鬥爭中，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取得重大的勝利，以及使他的活動贏得更多的承認，並非靠蘇維埃政府的護佑，而是由於他自己根據五個重要原則發展起的一套非常現實的策略：(一)農民大眾的支持；(二)他自己的黨政機關；(三)一支獨立的軍事力量；(四)一塊遠離國民黨控制的穩固的根據地；(五)自給自足。25但是，毛澤東的勝利還是不徹底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嚴密把持着政治局，不讓毛澤東進去。毛澤東仍然是一個處在與中共中央機關對立地位的「局外人」。在代表大會以後，博古和大多數政治局委員返回了上海，籌劃與毛澤東的下一輪較量。
布爾什維克與毛派在一些非常根本而難以調和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在土地改革問題上，毛澤東主張將各類土地一視同仁地平均分配給小地主、富農和貧農，而政治局委員們卻堅持要徹底剝奪地主，並按犧牲富人偏袒窮人的原則重新分配土地。他們指責毛澤東持落後的農民思想，階級意識動搖及薄弱。在軍事戰略上，毛澤東傾向于誘敵深入的靈活的游擊戰術，紅軍在根據地內「集中優勢兵力攻敵之薄弱點」，確保「各個擊破，每戰務殲滅敵軍或大或小之一部」。
進退維谷的瞿秋白於是作了隔靴搔癢式的指責。但是，共產國際和「留學生幫」(參見下文)對李立三發起了一場來勢洶洶的大批鬥，指責他的(一)「機會主義的消極態度」，因為他一味依賴世界革命的前景；(二)「小資產階級沙文主義」和「大中華主義」，因為他誇大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三)「冒險主義」，因為他錯誤理解了「高漲」和「直接革命」的意思；(四)托洛斯基傾向，因為他提到了將中國革命直接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說法。21作為史達林在中國的失誤的代罪羔羊，李立三被送往莫斯科作檢討。他在那裡受到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嚴厲譴責，並被送到列寧大學學習以糾正錯誤。
瞿秋白的遭遇更慘：他被指責為兩面三刀、宗派主義、「見風使舵」，以及受鮑羅廷、陳獨秀和其它那些討厭人物的影響，在農村和農民問題上持錯誤觀點。22一個月後瞿秋白被排擠出中共政治局。
黨的領導權落入了王明(陳紹禹)和博古(秦邦憲)手裡，他們是中共內部「國際派」的領導。該派由二十八個曾于1926-1930年間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留學生組成，在1930年初回國後，被稱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和「中國的史達林派」。1931年1月，他們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接管了政治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從來沒有真正贊成毛澤東的活動，而莫斯科也僅僅是因為中共領導的其它所有起義均告失敗才勉強容忍它而已。毛澤東日益壯大的力量和越來越強的獨立性，與黨中央機關的處境形成鮮明對照，中央機關備受領導層不穩定、從自身埋頭作經濟重建的蘇聯那裡得不到財政支持，以及國民黨大肆迫害等因素的困擾。國民黨大肆搜捕共產黨，以致中共在漢口的秘密機關首腦23遭逮捕並被迫供出了黨人的名單。這也使總書記向忠發在l931年6月24日被捕及隨即被處決。
毛澤東意識到政治局處境的狼狽，因此大膽邀請政治局委員出席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降格地駕臨毛澤東的首都，他們的意圖不是來支持他的運動，而是來改變他的非正統行為。在大會召開之前，他們召集了一次黨內會議，會上通過決議，譴責毛澤東沒有採取堅定的「階級和群眾路線」、搞游擊戰術、在土地革命中持「富農」思想等錯誤。他們指責毛的狹隘的經驗主義、「機會主義的實用主義」和「總體的理論貧乏」。
會議結束時，他們號召無產階級領導土地改革、擴大紅軍、開展正規戰爭以替代游擊主義。這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完全地摒棄毛澤東式的方法，並企圖取代他建立的機制。24
但是，毛派分子在代表大會上完全控制了局面。在粉碎了國民黨的頭二次圍剿(見下文)以後，他們充滿着成就感和自信心。由於他們控制了大多數選票，所以輕鬆地挫敗了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並且保住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位。
一些前任的黨領導人被吸收進他的政府，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在職位分配中受到冷淡對待。他們中只有三個人，包括缺席的王明，被選人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博古則沒有獲得任何職位。
在這場權力鬥爭中，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取得重大的勝利，以及使他的活動贏得更多的承認，並非靠蘇維埃政府的護佑，而是由於他自己根據五個重要原則發展起的一套非常現實的策略：(一)農民大眾的支持；(二)他自己的黨政機關；(三)一支獨立的軍事力量；(四)一塊遠離國民黨控制的穩固的根據地；(五)自給自足。25但是，毛澤東的勝利還是不徹底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嚴密把持着政治局，不讓毛澤東進去。毛澤東仍然是一個處在與中共中央機關對立地位的「局外人」。在代表大會以後，博古和大多數政治局委員返回了上海，籌劃與毛澤東的下一輪較量。
布爾什維克與毛派在一些非常根本而難以調和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在土地改革問題上，毛澤東主張將各類土地一視同仁地平均分配給小地主、富農和貧農，而政治局委員們卻堅持要徹底剝奪地主，並按犧牲富人偏袒窮人的原則重新分配土地。他們指責毛澤東持落後的農民思想，階級意識動搖及薄弱。在軍事戰略上，毛澤東傾向于誘敵深入的靈活的游擊戰術，紅軍在根據地內「集中優勢兵力攻敵之薄弱點」，確保「各個擊破，每戰務殲滅敵軍或大或小之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