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163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163，共298。
通過「急速迂迴包抄」，紅軍可以迷惑敵人，贏得戰鬥。26相反，政治局則堅持打陣地戰以保衛根據地，並向白區推進而非等待敵人入侵紅區。在日本侵略的敏感問題上，毛澤東宣稱他願意結成統一戰線，建立一支由有願意抗擊敵人的武裝力量組成的聯合軍隊，而政治局則拒絶與改良派合作，主張迅速擴大紅軍隊伍，以便當需要來臨時，紅軍能擔當起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進攻的崇高職責。毛派與布爾什維克之間的隔閡非常之大，因此要達成「和解」似乎不太可能。
毛澤東的問題不光是面對政治局；他還必須對付國民政府的進攻。確實，蔣一直在馬不停蹄地組織對中共的清剿。
3.3國民黨的圍剿蔣在1927年驅逐俄國軍事顧問後，越來越多地尋求德國的幫助以發展軍隊。1928年，他任命一次大戰期間魯登道夫(Ludendorff)將軍的助手鮑爾(Max Bauer)上校為他的顧問，從此一個德國在華軍事顧問團逐漸開始成形。1933年，著名戰略家席克特(Hans von Seeckt)將軍前來協調對中共的圍剿，次年他負責德國顧問團。1935年3月他因身體欠佳被迫辭職，此後顧問團便由福根浩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將軍領導。
通過這些顧問的努力，蔣發展起了一支五十多萬人的德式中央軍。
從1930年到1934年，蔣對中共發動了五次圍剿。27前四次從1930年12月19日到1933年4月29日，均告失敗。就在此時，中共內部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1932年下半年或1933年初，博古和其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28抵達瑞金，他們的目的是打擊毛澤東的威信，並撤換他在軍隊和黨內的親信。
他們斥責毛澤東的「平均主義」方法，強行開展一場激進的土地調查，以求消滅地主、打擊富農、使中農中立，並使貧僱農站到黨的一邊。從這場運動中籌集到的資金將用於擴大紅軍。毛澤東無奈地同意此舉，因為他無法反對支撐和擴大紅軍的資金需要。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正組織第五次圍剿，戰事開始於該年10月，共有七十萬人參加。蔣在與德國顧問商討後，採取了一種「戰略進攻和戰術防禦」的態勢，命部隊步步為營，並依靠封鎖和步步進逼的經濟扼殺手段。部隊在推進中修築要塞碉堡，不斷加緊圍困，直至切斷紅區的所有外來補給。蔣宣稱中共問題的本質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故他在光復地區大力推行鄉村重建和保甲制度。
這次圍剿進展很慢，但很穩健。
此時的毛澤東面臨着一種極其危難的處境
不僅是國民政府正在實施猛烈的進攻，而且政治局委員也在竭盡全力地從內部詆毀他。在第二次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几乎喪失了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支配權。雖然他在1934年1月再度當選為蘇維埃政府主席，但他卻失去了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控制，該委員會被置於由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占優勢的十七人主席團之下，其中的一位張聞天從毛澤東手裡拿走了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該職務相當於蘇維埃政府的總理。儘管毛澤東保留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之職，但這一職位已被布爾什維克架空為某種虛銜，他們一意要讓毛澤東成為有名無實的領導。
最後的致命打擊發生在1934年7月，其時，在瑞金的博古和在莫斯科的王明合謀從共產國際獲取了一份指令，將毛澤東隔離起來，禁止他出席黨內會議。從7月開始的三個月裡，他被軟禁在瑞金以西六十英里處的雩都，直到是年10月長征開始時才被釋放。29
3.4長征和遵義會議國民政府的第五次圍剿，將敵人趕出了創建十七年之久的江西根據地。從軍事角度來說，中共的失敗主要是由於李德的戰略錯誤，他以陣地戰取代了毛澤東的經受考驗的游擊戰。在1934年上半年，紅軍一直承受着難以計算的損失，到了年中，几乎要被打垮了。毛澤東想讓紅軍突破包圍及化整為零開展游擊戰，但李德控制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紅軍以整軍而不是分散成小股游擊隊突圍。
身體強壯者獲准參加突圍，而傷病者則受命留下。1934年10月15日，長征正式開始，參加者有八萬五千名戰士、一萬五千名黨政幹部和三十五名高級領導人的妻子。一些不受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喜歡的毛派分子和黨的前任領導人被留下來保衛根據地，其中有粟裕、陳毅和瞿秋白。毛澤東的兩個孩子也被留了下來。
1934年11月10日，瑞金落入國民政府之手。
最初指揮長征的是由李德、博古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部隊的士氣非常低落，政府軍的狂轟濫炸，促使一些軍政領導人逐漸對李德和博古的無能領導感到失望。這些人感到奇怪，為甚麼共產黨能在前三次反圍剿中戰勝國民黨，卻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敗得那麼慘。此外，他們對李德的傲慢和專橫作風也很不滿。
他們認為，李德的做法儼然是總司令，而他實際上只不過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一個軍事顧問而已。更糟糕的是，全面負責的黨總書記博古與他沆瀣一氣排擠他人。各人強烈地感到必須把這兩人趕下台。
一位主要的政治局委員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率先表達了這種感受。王稼祥認定李德和博古必須「拉下來」，並向毛澤東透露了他的憂慮。毛澤東表示贊同，但竭力主張謹慎行事，先仔細作準備再最後攤牌。隨後王稼祥對幾個重要幹部進行了遊說，並贏得了他們的支持，這些人中有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紅軍總司令朱德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
他們全都對李德的領導懷有相似的疑慮。
毛澤東的問題不光是面對政治局；他還必須對付國民政府的進攻。確實，蔣一直在馬不停蹄地組織對中共的清剿。
3.3國民黨的圍剿蔣在1927年驅逐俄國軍事顧問後，越來越多地尋求德國的幫助以發展軍隊。1928年，他任命一次大戰期間魯登道夫(Ludendorff)將軍的助手鮑爾(Max Bauer)上校為他的顧問，從此一個德國在華軍事顧問團逐漸開始成形。1933年，著名戰略家席克特(Hans von Seeckt)將軍前來協調對中共的圍剿，次年他負責德國顧問團。1935年3月他因身體欠佳被迫辭職，此後顧問團便由福根浩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將軍領導。
通過這些顧問的努力，蔣發展起了一支五十多萬人的德式中央軍。
他們斥責毛澤東的「平均主義」方法，強行開展一場激進的土地調查，以求消滅地主、打擊富農、使中農中立，並使貧僱農站到黨的一邊。從這場運動中籌集到的資金將用於擴大紅軍。毛澤東無奈地同意此舉，因為他無法反對支撐和擴大紅軍的資金需要。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正組織第五次圍剿，戰事開始於該年10月，共有七十萬人參加。蔣在與德國顧問商討後，採取了一種「戰略進攻和戰術防禦」的態勢，命部隊步步為營，並依靠封鎖和步步進逼的經濟扼殺手段。部隊在推進中修築要塞碉堡，不斷加緊圍困，直至切斷紅區的所有外來補給。蔣宣稱中共問題的本質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故他在光復地區大力推行鄉村重建和保甲制度。
這次圍剿進展很慢，但很穩健。
不僅是國民政府正在實施猛烈的進攻，而且政治局委員也在竭盡全力地從內部詆毀他。在第二次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几乎喪失了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支配權。雖然他在1934年1月再度當選為蘇維埃政府主席，但他卻失去了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控制，該委員會被置於由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占優勢的十七人主席團之下，其中的一位張聞天從毛澤東手裡拿走了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該職務相當於蘇維埃政府的總理。儘管毛澤東保留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之職，但這一職位已被布爾什維克架空為某種虛銜，他們一意要讓毛澤東成為有名無實的領導。
最後的致命打擊發生在1934年7月，其時，在瑞金的博古和在莫斯科的王明合謀從共產國際獲取了一份指令，將毛澤東隔離起來，禁止他出席黨內會議。從7月開始的三個月裡，他被軟禁在瑞金以西六十英里處的雩都，直到是年10月長征開始時才被釋放。29
3.4長征和遵義會議國民政府的第五次圍剿，將敵人趕出了創建十七年之久的江西根據地。從軍事角度來說，中共的失敗主要是由於李德的戰略錯誤，他以陣地戰取代了毛澤東的經受考驗的游擊戰。在1934年上半年，紅軍一直承受着難以計算的損失，到了年中，几乎要被打垮了。毛澤東想讓紅軍突破包圍及化整為零開展游擊戰，但李德控制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紅軍以整軍而不是分散成小股游擊隊突圍。
身體強壯者獲准參加突圍，而傷病者則受命留下。1934年10月15日，長征正式開始，參加者有八萬五千名戰士、一萬五千名黨政幹部和三十五名高級領導人的妻子。一些不受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喜歡的毛派分子和黨的前任領導人被留下來保衛根據地，其中有粟裕、陳毅和瞿秋白。毛澤東的兩個孩子也被留了下來。
1934年11月10日，瑞金落入國民政府之手。
最初指揮長征的是由李德、博古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部隊的士氣非常低落，政府軍的狂轟濫炸，促使一些軍政領導人逐漸對李德和博古的無能領導感到失望。這些人感到奇怪，為甚麼共產黨能在前三次反圍剿中戰勝國民黨，卻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敗得那麼慘。此外，他們對李德的傲慢和專橫作風也很不滿。
他們認為，李德的做法儼然是總司令，而他實際上只不過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一個軍事顧問而已。更糟糕的是，全面負責的黨總書記博古與他沆瀣一氣排擠他人。各人強烈地感到必須把這兩人趕下台。
一位主要的政治局委員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率先表達了這種感受。王稼祥認定李德和博古必須「拉下來」，並向毛澤東透露了他的憂慮。毛澤東表示贊同，但竭力主張謹慎行事，先仔細作準備再最後攤牌。隨後王稼祥對幾個重要幹部進行了遊說，並贏得了他們的支持，這些人中有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紅軍總司令朱德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
他們全都對李德的領導懷有相似的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