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277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277，共298。
在最近十年間，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生了如此深刻的和影響深遠的變化，如果毛主席回來看看，準會大吃一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變得毫無價值，很少有人認真看待了。利潤至上的企業精神充斥社會，金錢成了人民追求的目標。沿海地區生活的脈搏隨着種種經濟活動而搏動：股票交易、地方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外資引進、合資企業與進出口貿易，以及消費享樂。
與此同時，社會和文化控制明顯放鬆，信息革命使政府對思想傳播的控制几乎成為不可能；而數以千萬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直接挑戰黨對人口流動和戶籍管理的控制。然而，儘管共產主義關於社會和經濟的基本支撐已日漸衰落，但政治結構並沒有變。準資本主義出現于列寧主義獨裁體制下，真是前所未見。
5.1意識形態衝突對引進市場經濟，鄧並非高枕無憂。因為市場經濟從來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結構的一部分。在毛澤東時代，市場經濟還被冠以「頭號資本主義敵人」，屬於要消滅的事物。從改革的最初階段，鄧對市場經濟的真正本性即不予深究，只將其藏在社會主義術語裏邊，讓他的追隨者們欣然接受。
他把市場經濟稱做「一種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強調「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並要求做到兩者的「內部統一」。直到1992年，他才打破禁忌，公開宣稱政府的中心任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等於宣佈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核心部分
公有制及中央計劃體制
的拋棄。將社會主義一詞加到市場經濟前面，是為這一「背叛」做些許修飾。
在他的對手看來，這說法簡直就是「矛盾百出，莫名其妙」。17
5.2黨的新使命：錢與權蘇聯共產主義垮台和中國的經濟繁榮讓許多中國人相信，靠革命起家的時代已經過去，有錢才有權、才有地位、才能過上好日子。這一新的生活態度已瀰漫于整個社會，從黨的最高層領導到街頭的普通男女。黨的各級領導的兒子孫子，已無意於政治接班而轉向經商。他們把這類一頭栽進商業活動之行為，俗稱「下海」。
與此同時，黨本身正靜悄悄地實現着微妙的轉變，從一個清心寡慾的革命組織轉為精英政治工具
不再致力世界革命、不再為第三世界兄弟作奉獻、不再埋頭於民族解放和共產主義烏托邦，而是考慮如何永保獨裁統治，讓自己黨員的骨幹及其家族富起來。國有企業被近水樓台者廉價瓜分：一夜之間，他們成了董事長、總裁、副總裁、股東和有賺頭的大企業經理，控制着相當規模的國內金融資產和實業，以及相當數量的國外投資和房地產。
中、下層黨員也學着樣兒一頭鑽進企業經商賺錢。緊隨他們之後，中國社會上每個人都跟着動了起來。連政治異見人士也組成基金會，為他們未來的民主奮鬥事業籌措資金。這種對財富的狂熱導致了民族能量的大爆發，釀成了前所未有的追逐暴利浪潮。
突然之間，一個過去為貧困所困擾的共產國家，一下子變成一部巨大的經濟機器，在資本主義世界公開競爭，獲取財富、體面和認可
而這些東西正是過去馬克思主義者發誓要摧毀的。18
5.3企業私有化由於三分之一的國有企業處于虧損狀態，政府急於擺脫這一沉重包袱，為此提出過幾種方案。其一是將沒有盈利的企業私有化：與個人簽定承包合同，承包者可得到超過約定部分的利潤。另一個方案是將淨值在一千萬元以下的中型國有企業賣給那些表現好的黨員，他們必須有實時付出總額10-15%款項的能力，具有三年以上經營盈利企業的經驗，並能在五年內付清全部餘款。第三種方案是將企業租給私人投資者，他們與國家利潤五五分成。
這些「私人」中的大多數都是有特別關係的黨員：原班子成員，或原管理層核心人物。這一系列做法使許多人積累起巨大財富。數年前，一個年收入一萬元的家庭即被視為富有。到1993年，家財百萬才算有錢。
而在廣東省，這樣的闊人已達四萬。據說在全中國，百萬富翁已有五百萬之眾。19
5.4住房所有權五十年代初開始，中國人的住房一直由本人所在工作單位分配，而工作單位全都控制在黨的手裡。如今政府開始將這些單元套間和房子看成是商品，認為應按市場價格出售或出租。在北京、上海和其它一些大城市，政府向已經住在裏邊的人提供優惠，允許他們購買現住房，兩居室的單元需要3,100美元，先付三分之一，其餘按十五年無息抵押貸款，每月付12美元。到那時，據估計這套房將增值十倍以上。
這項措施最初看起來不很吸引人，因為大多數中國人很節儉，他們對經過大大的補貼之後每月兩美元低房租已經習慣。但在南方和沿海地區，有大量城市流動人口，是潛在的住房購買者。據香港一家外國顧問公司麥肯西(McKinsey)估計，有5%的中國人，也就是五千萬人，已經習慣了西方的消費模式。20
台灣和香港的資金點燃了南方和沿海地區的房地產熱。新規定隨即推出，允許外國人和私人投資者租用土地七十年，捷足先登者由此大獲其利。在廣州
深圳
珠江三角洲，地價一路飄升，從每平方米五十元上漲到一千元，30%的頂級空地很快便被香港投資者搶到手。深圳一間100平方米中檔住宅的售價，已與洛杉磯一間間格差不多的公寓房相仿，為人民幣50萬元(美元95,000)。
與此同時，社會和文化控制明顯放鬆，信息革命使政府對思想傳播的控制几乎成為不可能；而數以千萬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直接挑戰黨對人口流動和戶籍管理的控制。然而，儘管共產主義關於社會和經濟的基本支撐已日漸衰落，但政治結構並沒有變。準資本主義出現于列寧主義獨裁體制下，真是前所未見。
5.1意識形態衝突對引進市場經濟，鄧並非高枕無憂。因為市場經濟從來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結構的一部分。在毛澤東時代，市場經濟還被冠以「頭號資本主義敵人」，屬於要消滅的事物。從改革的最初階段，鄧對市場經濟的真正本性即不予深究，只將其藏在社會主義術語裏邊，讓他的追隨者們欣然接受。
他把市場經濟稱做「一種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強調「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並要求做到兩者的「內部統一」。直到1992年，他才打破禁忌，公開宣稱政府的中心任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等於宣佈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核心部分
的拋棄。將社會主義一詞加到市場經濟前面，是為這一「背叛」做些許修飾。
在他的對手看來，這說法簡直就是「矛盾百出，莫名其妙」。17
5.2黨的新使命：錢與權蘇聯共產主義垮台和中國的經濟繁榮讓許多中國人相信，靠革命起家的時代已經過去，有錢才有權、才有地位、才能過上好日子。這一新的生活態度已瀰漫于整個社會，從黨的最高層領導到街頭的普通男女。黨的各級領導的兒子孫子，已無意於政治接班而轉向經商。他們把這類一頭栽進商業活動之行為，俗稱「下海」。
不再致力世界革命、不再為第三世界兄弟作奉獻、不再埋頭於民族解放和共產主義烏托邦，而是考慮如何永保獨裁統治，讓自己黨員的骨幹及其家族富起來。國有企業被近水樓台者廉價瓜分：一夜之間，他們成了董事長、總裁、副總裁、股東和有賺頭的大企業經理，控制着相當規模的國內金融資產和實業，以及相當數量的國外投資和房地產。
中、下層黨員也學着樣兒一頭鑽進企業經商賺錢。緊隨他們之後，中國社會上每個人都跟着動了起來。連政治異見人士也組成基金會，為他們未來的民主奮鬥事業籌措資金。這種對財富的狂熱導致了民族能量的大爆發，釀成了前所未有的追逐暴利浪潮。
突然之間，一個過去為貧困所困擾的共產國家，一下子變成一部巨大的經濟機器，在資本主義世界公開競爭，獲取財富、體面和認可
而這些東西正是過去馬克思主義者發誓要摧毀的。18
5.3企業私有化由於三分之一的國有企業處于虧損狀態，政府急於擺脫這一沉重包袱，為此提出過幾種方案。其一是將沒有盈利的企業私有化：與個人簽定承包合同，承包者可得到超過約定部分的利潤。另一個方案是將淨值在一千萬元以下的中型國有企業賣給那些表現好的黨員，他們必須有實時付出總額10-15%款項的能力，具有三年以上經營盈利企業的經驗，並能在五年內付清全部餘款。第三種方案是將企業租給私人投資者，他們與國家利潤五五分成。
這些「私人」中的大多數都是有特別關係的黨員：原班子成員，或原管理層核心人物。這一系列做法使許多人積累起巨大財富。數年前，一個年收入一萬元的家庭即被視為富有。到1993年，家財百萬才算有錢。
而在廣東省，這樣的闊人已達四萬。據說在全中國，百萬富翁已有五百萬之眾。19
5.4住房所有權五十年代初開始，中國人的住房一直由本人所在工作單位分配，而工作單位全都控制在黨的手裡。如今政府開始將這些單元套間和房子看成是商品，認為應按市場價格出售或出租。在北京、上海和其它一些大城市，政府向已經住在裏邊的人提供優惠，允許他們購買現住房，兩居室的單元需要3,100美元，先付三分之一，其餘按十五年無息抵押貸款，每月付12美元。到那時，據估計這套房將增值十倍以上。
這項措施最初看起來不很吸引人，因為大多數中國人很節儉，他們對經過大大的補貼之後每月兩美元低房租已經習慣。但在南方和沿海地區，有大量城市流動人口，是潛在的住房購買者。據香港一家外國顧問公司麥肯西(McKinsey)估計，有5%的中國人，也就是五千萬人，已經習慣了西方的消費模式。20
台灣和香港的資金點燃了南方和沿海地區的房地產熱。新規定隨即推出，允許外國人和私人投資者租用土地七十年，捷足先登者由此大獲其利。在廣州
深圳
珠江三角洲，地價一路飄升，從每平方米五十元上漲到一千元，30%的頂級空地很快便被香港投資者搶到手。深圳一間100平方米中檔住宅的售價，已與洛杉磯一間間格差不多的公寓房相仿，為人民幣50萬元(美元9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