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283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283，共298。
來自國外的請求也證明了上述立場。香港總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雖然為香港未來的民主制度正在和中國拉鋸，但他仍敦促柯林頓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地位，因為這麼做可能就像握住一個平和而有效的武器，對改變中國發生影響，同時保住香港十五萬個就業職位。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訪問白宮時，則請求美國幫助保護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傳統，因為大量漢族人正在移居西藏。
柯林頓竭力要找出一個一攬子的方案解決，包括貿易逆差，軍火交易、人權、服刑勞工和藏人受迫害等一系列問題。他知道如果提不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方案，國會可能會通過一項令中國人很難接受的關於中國的法案。1993年5月28日，柯林頓總統簽署了一項延長中國最惠國地位的行政命令；但他明確指出，1994年年中對它的再次延長將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中國在人權記錄方面，包括釋放政治犯或說明他們情況等等，要有「全面的、重大的進步」。至于1994年7月3日以後是否繼續延長，將由國務卿克里斯托佛根據中國在下列領域的表現，提交報告：1．釋放政治犯或說明政治犯的情況。
2．保證所有犯人受到人道的對待，並允許國際人權組織如紅十字會視察監獄。3．保護西藏獨特的宗教和文化傳統。4．允許國際廣播和電視節目進入中國。5．禁止服刑勞工產品出口美國。
6．停止對美國企業的歧視。7．遵守國際上有關限制導彈技術和核材料轉移的條約。52
中國指責美國將貿易問題政治化，並說這違反了中美建交的基本原則。北京堅持人權是內政問題，不允許外國干涉。在1993年11月西雅圖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論壇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斷然拒絶了與柯林頓總統就人權和軍火交易問題舉行公開對話的建議。相反他作了一個15分鐘的「自話自說」，談到不得干涉其它國家內部事務的重要性。
普遍流行于中國官員中的感覺是：美國自己的人權記錄遠非完美，其立場從而是虛偽的。財政部長劉仲藜不無嘲諷地說："美國持有三重標準，對自己的人權問題視而不見；對有些國家的人權問題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中國的人權問題他們睜大雙眼、緊盯着不放。53對中國人這種起來勇敢面對美國、反對將西方價值強加于中國的做法，大多數亞洲國家表示贊同，還有一些國家暗地裡為中國喝彩。
柯林頓政府內，對如何更好地促進美國在華利益歧議紛呈。財政部和商業部遭到美國公司的請願炮轟，要求關注在興旺的中國市場上擴大貿易和投資機會的必要性。在承認人權問題重要性的同時，財政部長本特森(Lloyd Bentsen)和商業部長布朗(Ronald Brown)指出，商業投資、貿易、導彈出售、軍事合作、地區安全也是制定國家政策時應充分考慮的因素。中國的經濟規模已居世界第三位，到2015年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
從現在起到本世紀末中國所計劃的5,750億美元的基本建設投資，將使美國的公司得到數目龐大的訂購合同，外加美國工人難以數計的就業機會。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魯賓(Robert E．Rubin)和總統經濟政策副助理吉特(W．Bowman Cutter)更進一步認為，每年都威脅取消最惠國待遇的這一做法已經過時，只會起到反作用。用取消最惠國的做法懲罰中國，對美國造成的傷害同中國的一樣巨大。
相反，如果採用更加溫和及微妙的方式
通過貿易和投資的不斷接觸
卻可以使中國逐漸演變：開放的程度越來越大，對西方的商業慣例和思想也越來越不予排拒，自由化程度逐步提升，最終實現民主。它會使中國的改革者受益，也能減少保守派的戒心。看看中國那些激增的衛星天線、傳真機、手提電話、彩色電視、股票市場、外國報紙、銀行和金融服務就可以感到，與毛澤東時代相比，已經走了多遠。確實，商品的出口決不比思想的出口次要，因為經濟的進步肯定會導致政治的自由。
54因此美國的對華政策應建立在經濟實用主義、貿易、實業投資、國家安全考慮，以及人權與貿易分離的基礎上。
對於這番議論中的邏輯，柯林頓並非不知道，只是他受制於自己下達的嚴格行政命令。為了重新獲得外交上的主動權，他制定了一項「加強磋商」計劃。按照這一計劃，一個接一個的高官將被派往北京，敦促中國人改善他們的人權、貿易和武器銷售方面的記錄，同時設法開創更好的雙邊整體關係。1994年1月第一個踏上征途的，是農業部長艾思比(Mike Espy)和財政部長本特森，兩個人都受到了熱情款待。
接着在3月，輪到國務卿克里斯托佛。事後證明這次出訪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克里斯托佛曾經公開對中國侵犯人權提出批評，這次帶著敦促中國改善人權記錄，以便柯林頓有理由延長其最惠國待遇的訊息去出訪。在他到訪中國的前一周，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沙塔克(John Shattuck)先走一步，為這次訪問作準備。令中國官員們感到錯愕不解的是，2月27日，他跑去見頭號異見人士魏京生，會面時間長達90分鐘。魏呼籲柯林頓保持對中國政府經濟施壓，督促釋放政治犯。
同一時間，另外七名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也向江主席呼籲結束鎮壓，釋放所有政治犯。政府對此的響應是將魏和十餘名呼籲民主的領袖人物再度抓起來。這是擺下陣勢，給即將來訪的國務卿好看。
柯林頓竭力要找出一個一攬子的方案解決，包括貿易逆差，軍火交易、人權、服刑勞工和藏人受迫害等一系列問題。他知道如果提不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方案，國會可能會通過一項令中國人很難接受的關於中國的法案。1993年5月28日，柯林頓總統簽署了一項延長中國最惠國地位的行政命令；但他明確指出，1994年年中對它的再次延長將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中國在人權記錄方面，包括釋放政治犯或說明他們情況等等，要有「全面的、重大的進步」。至于1994年7月3日以後是否繼續延長，將由國務卿克里斯托佛根據中國在下列領域的表現，提交報告：1．釋放政治犯或說明政治犯的情況。
2．保證所有犯人受到人道的對待，並允許國際人權組織如紅十字會視察監獄。3．保護西藏獨特的宗教和文化傳統。4．允許國際廣播和電視節目進入中國。5．禁止服刑勞工產品出口美國。
6．停止對美國企業的歧視。7．遵守國際上有關限制導彈技術和核材料轉移的條約。52
普遍流行于中國官員中的感覺是：美國自己的人權記錄遠非完美，其立場從而是虛偽的。財政部長劉仲藜不無嘲諷地說："美國持有三重標準，對自己的人權問題視而不見；對有些國家的人權問題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中國的人權問題他們睜大雙眼、緊盯着不放。53對中國人這種起來勇敢面對美國、反對將西方價值強加于中國的做法，大多數亞洲國家表示贊同，還有一些國家暗地裡為中國喝彩。
柯林頓政府內，對如何更好地促進美國在華利益歧議紛呈。財政部和商業部遭到美國公司的請願炮轟，要求關注在興旺的中國市場上擴大貿易和投資機會的必要性。在承認人權問題重要性的同時，財政部長本特森(Lloyd Bentsen)和商業部長布朗(Ronald Brown)指出，商業投資、貿易、導彈出售、軍事合作、地區安全也是制定國家政策時應充分考慮的因素。中國的經濟規模已居世界第三位，到2015年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
相反，如果採用更加溫和及微妙的方式
通過貿易和投資的不斷接觸
卻可以使中國逐漸演變：開放的程度越來越大，對西方的商業慣例和思想也越來越不予排拒，自由化程度逐步提升，最終實現民主。它會使中國的改革者受益，也能減少保守派的戒心。看看中國那些激增的衛星天線、傳真機、手提電話、彩色電視、股票市場、外國報紙、銀行和金融服務就可以感到，與毛澤東時代相比，已經走了多遠。確實，商品的出口決不比思想的出口次要，因為經濟的進步肯定會導致政治的自由。
54因此美國的對華政策應建立在經濟實用主義、貿易、實業投資、國家安全考慮，以及人權與貿易分離的基礎上。
對於這番議論中的邏輯，柯林頓並非不知道，只是他受制於自己下達的嚴格行政命令。為了重新獲得外交上的主動權，他制定了一項「加強磋商」計劃。按照這一計劃，一個接一個的高官將被派往北京，敦促中國人改善他們的人權、貿易和武器銷售方面的記錄，同時設法開創更好的雙邊整體關係。1994年1月第一個踏上征途的，是農業部長艾思比(Mike Espy)和財政部長本特森，兩個人都受到了熱情款待。
接着在3月，輪到國務卿克里斯托佛。事後證明這次出訪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克里斯托佛曾經公開對中國侵犯人權提出批評，這次帶著敦促中國改善人權記錄，以便柯林頓有理由延長其最惠國待遇的訊息去出訪。在他到訪中國的前一周，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沙塔克(John Shattuck)先走一步，為這次訪問作準備。令中國官員們感到錯愕不解的是，2月27日，他跑去見頭號異見人士魏京生，會面時間長達90分鐘。魏呼籲柯林頓保持對中國政府經濟施壓，督促釋放政治犯。
同一時間，另外七名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也向江主席呼籲結束鎮壓，釋放所有政治犯。政府對此的響應是將魏和十餘名呼籲民主的領袖人物再度抓起來。這是擺下陣勢，給即將來訪的國務卿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