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贊成「磋商」的人則認為，「遏制」只會煽動中國的民族情緒，引發極端主義，加劇緊張和敵意，最終可能導致戰爭爆發。這項政策不僅不會得到美國亞洲盟國的支持，而且會使所有在中國推進多元化和人權的努力毀于一旦，同時毀掉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前途。「遏制」中國無疑是孤立美國，然而增加對話和接觸則可以促成中國共產主義者逐漸「和平演變」；假以時日，發自內部的潰敗終將導致其整體消亡，就像蘇聯曾經發生的那樣。36
積極支持「磋商」派的人裏邊，有前國防部副部長、現任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小尼耶(Joseph S．Nye，Jr．)。他警告說，過去在對待德國和日本崛起時，由於各國處理失當，導致了世界大戰的爆發。如今若在處理中國的問題上再犯同樣的錯誤，美國是承擔不起的。美國有太多的角色牽扯進來
人權和反對核擴散的鼓吹者、工商界人士、台灣和西藏(獨立)的遊說者
所有這些人都要求懲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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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大的戰略意義上講，首先要考慮的則是如何將中國整合進國際體制，使它成為負有責任的一員。這樣美國就可以避免一場新的冷戰，並在處理重要的全球事件時能有中國的支持。通過發展經濟、增進與外部世界接觸、中產階級社會的成長壯大，以及地區選舉付諸實施，中國正在向一個更開放的社會邁進。美國必須要避免與中國發生戰爭.37
1996年春台海危機發生後，第三派別，所謂「軟遏制」派開始抬頭。中國的導彈試驗，雖說是精密而準確，但卻暴露出其軍事技術還停留在七十年代而未達九十年代的水平。因此，很難把中國說成是一種「威脅」。儘管中國的防衛力量很強大，但在二十一世紀初期，也只能算是二流的軍事強國。
不過，忽視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是不明智的。美國一定要保持住軍事和技術力量的絶對優勢，才可以確保其堅不可摧的地位。與中國進行磋商，會將它慢慢導入國際社會主流，最大限度地減小其潛在威脅，建立起建設性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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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力量對比中，美國是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擁有第一流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軍隊，而且具有最先進的技術和最現代化的信息系統。但與世界上別的國家相比較，它的力量稍有下降，因為其它國家國力正迅猛增長。對華的戰略制定，須借助美國與盟國的關係：(1)與日本簽定更新版本的安全條約；(2)與韓國維持牢固的同盟關係；(3)與北朝鮮展開對話；(4)與越南和柬埔寨建立外交關係；(5)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機；(6)加強與印度的友好。
美國的對華政策可以總結為：在軍事和技術絶對優勢的基礎上進行親切友好的磋商
這就叫做「軟遏制」。
2.4《美日安全條約》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利益的保障是靠《美日安全條約》，原本在1978年的指導方針是以蘇聯為假想敵。蘇聯解體和1996年3月發生的台海危機，使條約的修訂成為必然。由於日本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相當可觀的國防預算(每年多達500億美元)，在緊急情況下，它可被委予重要角色。1997年9月24日新推出的指導方針特彆強調：如果美國的軍事力量卷入到一場發生在「日本週邊地區」的危機中，美國將會要求日本提供非戰鬥性的支持，併為美國開放港口、海灣和機場。
如果中美因台灣問題而交戰，這一新寫入的責任就將日本推到了一個敏感的位置上。「日本週邊地區」的準確定義是什麼它是否包括台灣和韓國在蘇聯不復存在的情況下誰是新的假想敵這些有意製造出模棱兩可的語言，不僅在日本，也在台灣和中國引起了極大的關注。
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宣稱，新的指導方針並不是針對哪個「具體國家」的，其它美國官員也強調它不是「地理性的，而是局勢性的」，它所涉及的是功能，而不是所涵蓋的地域。38但北京確信這個條約隱密的目標是中國。如果戰事爆發，中國同時面對的，將是美國和日本兩個國家。
按嚴格的說法，指導方針涉及的只是美國和日本兩家，並不包括台灣，因為它不是條約簽署國，不應將其包括在內。但如果台灣受到攻擊，戰火延伸到台灣海峽，海上通道的安全就會受到影響。這時，對指導方針的解釋就會視情況而定了。對華府而言，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跟對華貿易以及維持美中友好一樣重要。
對日本而言，貿易和海上通道的暢通對它的經濟生活至關重要。新的指導方針的主要目的，是警告中國不要過度挑起事端，而不是要對台灣提供防衛保障。39
2.5佩裡的作用在美國改變對華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是柯林頓政府的國防部長(1994年2月-1997年)佩裡(William J．Perry)。他認為磋商並不是為了撫慰或支持中國的共產主義者，而是一種現實的保護美國國家利益的做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改採取的孤立主義政策，是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之一。所以佩裡認為，與中國積極磋商的政策可以起到避免未來戰爭爆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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