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貿易的幼年期，自1815年至1847年，大約是五年一個周期；自1847年至1867年，周期顯然是十年一次；現在我們不又是處在一個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潰的準備時期嗎‧有許多徵兆好象在預示這一點。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機爆發以來，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於交通工具的驚人發展，——遠洋輪船、鐵路、電報、蘇伊士運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場。除了以前壟斷工業的英國，現在又出現了一系列的同它競爭的工業國家；歐洲的過剩資本，在世界各地開闢了無限廣闊和多種多樣的投資領域，所以資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廣泛，並且地方性的過度投機也比較容易克服了。
由於這一切，以前的危機策源地和造成危機的機會，多數已經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時，國內市場上的競爭，由於卡特爾和托拉斯的出現而後退，國外市場上的競爭也由於保護關稅(英國以外的一切大工業國都用這個辦法來保護自己)的實行而受到限制。但是，這種保護關稅本身，只不過是最後的、全面的、決定世界市場霸權的工業戰爭的準備。所以，每一個對舊危機的重演有抵銷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來危機的萌芽。
——弗·恩·}】在鬆弛的情況下，生產下降到上一個周期已經達到並且現在已經奠定技術基礎的那個水平以下。在繁榮期——中期，生產在這個基礎上繼續發展。在生產過剩和欺詐盛行的時期，生產力緊張到極點，直至越過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限制。
在危機期間，支付手段感到不足，這是不言而喻的。匯票能否兌現，取代了商品本身的形態變化，並且，單靠信用來進行交易的廠商越多，這個時期的情形就越是這樣。象1844—1845年那樣不明智的和錯誤的銀行立法，只會加深這種貨幣危機。但是，任何銀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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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繫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554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對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會出現。所以乍看起來，好象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而且，事實上問題只是在於匯票能否兌換為貨幣。但是這種匯票多數是代表現實買賣的，而這種現實買賣的擴大遠遠超過社會需要的限度這一事實，歸根到底是整個危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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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除此以外，這種匯票中也有驚人巨大的數額，代表那種現在已經敗露和垮台的純粹欺詐營業；其次，代表利用別人的資本進行的已告失敗的投機；最後，還代表已經跌價或根本賣不出去的商品資本，或者永遠不會實現的資本迴流。這全部人為的使再生產過程猛烈擴大的體系，當然不會因為有一家象英格蘭銀行這樣的銀行，用它的紙券，給一切投機者以他們所缺少的資本，並把全部已經跌價的商品按原來的名義價值購買進來，就可以醫治好。並且，在這裡，一切都以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因為在這個紙券的世界裡，現實價格和它的現實要素不會在任何地方表現出來。表現出來的只是金銀條塊、硬幣、銀行券、匯票、有價證券。
在全國金融中心，例如倫敦，這種顛倒表現得尤為明顯。全部過程都變為不可理解；而在生產中心，情況就不象這麼厲害。
關於危機中出現的產業資本過多的現象，還要指出：商品資本本身同時也是貨幣資本，是表現在商品價格上的一定的價值額。作為使用價值，它是一定量的有用物品，這些物品在危機期間出現過剩。但是，作為貨幣資本自身，作為可能的貨幣資本，它總是處在不斷的擴張和收縮中。在危機前夕和危機期間，商品資本在作為可能的貨幣資本的這個屬性中會表現收縮。
商品資本對它的持有者和這些持有者的債權人(以及作為匯票和貸款的擔保)來說，同它被買進和用作貼現和抵押的依據的時候相比，只代表更少的555貨幣資本。如果這就是認為一國的貨幣資本在貨幣緊迫時將會減少的那種主張所說的意思，那就等於說商品的價格已經下跌。而價格的這種狂跌，只是和它以前的猛漲相抵銷。
非生產階級和靠固定收入為生的人的收入，在同生產過剩和投機過度同時發生的價格猛漲時，絶大部分還是保持不變。所以，他們的消費能力會相對下降，同時他們對再生產總額中平常應歸他們消費的那部分的補償能力也會相對下降。他們的需求即使在名義上保持不變時，實際上也在減少。
關於進口和出口，應當指出，一切國家都會先後卷入危機，那時就會發現，一切國家，除了少數例外，出口和進口過多，以致支付差額對一切國家來說都是逆差，所以實際上問題並不在於支付差額方面。例如英國正苦于金的流出。它進口過多。但同時，所有別的國家堆積着過多的英國商品。
所以，它們也進口過多或被輸入過多。(當然，在憑信用出口的國家和不憑信用或只很少憑信用進出口的國家之間，是有差別的。不過，後一類國家仍然會憑信用進口；只有在商品按委託銷售辦法運到那裡去的時候，情況不是這樣。)危機也許首先是在英國，在這個提供信用最多而接受信用最少的國家爆發，因為支付差額，即必須立即結清的各種到期支付的差額，對它來說是逆差，儘管總的貿易差額對它來說是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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