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經濟發展所促成的政治上的統一同樣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無論在意大利、印度，還是在中國，部落酋長、部落議事會和民眾大會都正在由王國、繼而由帝國所取代。經濟的發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制，這並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後者的建立反過來也促進了前者的發展。這些偉大的跨越歐亞大片陸地的新帝國加強了社會秩序和治安的維持，使陸路和海路的長途貿易得以發展；這些地區性帝國還建立並維護整個地區的驛道網，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例如，波斯帝國修築的所謂的「禦道」，從波斯灣北面的蘇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經敘利亞和小亞細亞，抵達愛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長1677哩。沿途設有111個驛站，每個驛站都備有供宮廷信使掉換的馬匹。商隊走完禦道的全程得化90天時間，而宮廷信使只需一星期就夠了。隨着帝國疆域的擴大，從禦道上又開闢出幾條岔道，向西南通往埃及，向東南通到印度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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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世紀後，羅馬人也修築了一張舉世聞名的驛道網，這張驛道網設計得非常好，其中有些驛道連同道上的橋樑至今仍在使用中。

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中國人精心修築的交通網是由驛道和運河構成的。通過水路，可以將貨物從今天的廣州運到長江流域，從而促進了海外貿易。朝西北方向築的驛道與穿越整個中亞、直抵中東的長長的絲綢之路相連；有關絲綢之路的情況將在下一節中提到。主要驛道的兩旁種着樹，沿途設有驛站和客棧。

修築並養護驛道，屬於中央和地方官員的職責範圍，要是他們玩忽職責，將會受到彈劾。印度的禦道也很長，從恆河三角洲直達西北部開伯爾山口附近的坦叉始羅，並在那裡與西抵中東、北達中亞的商路連接起來。

所有這些發展引起社會關係、政治組織、生活方式和謀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變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動亂是使人不安、令人不舒適的。它促使人們內省——提出新問題、尋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們重新考慮他們各自的傳統，或者將其拋棄，或者使之適應過渡時期的需要。當時引起人們思索的問題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礎，社會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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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公元前六世紀前後，整個文明核心區到處都在提出、探討以上這樣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構成了古典時代偉大的哲學、宗教和社會體系。這些體系的代言人——中國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瑣羅亞斯德、希臘的理性主義哲學家，都是同時代的人，這並非偶然之事。

因為上述地區，都遇上了同樣的動亂和挑戰，只是各自作出的回答極為不同，從而，各自的發展方向也明顯不同。實際上，這些文明的獨特的哲學觀念和社會制度正是在這一時期裡發展起來的，並在以後數世紀中成為它們各自的特徵而一直持續到現代。

這些觀念和制度的特殊性質將在以後專論各古典文明的章節中分析。本章餘下部分將考察這些文明的相互關係，也就是說，考察早期的歐亞核心區的實質。當時的歐亞混血人對各自文明的具體情況相互瞭解甚少，並未認識到這些文明是平行發展的。不過，他們肯定意識到，歷史的舞台正在擴大，生活愈來愈複雜，他們正受到大量的內外各種力量的衝擊。

因而，希臘歷史學家波里比阿在論述從公元前22O至145年清重大事件的歷史時說：「在今天這個時代，歷史可說已成為一個有機整體。意大利和利比亞發生的一切與亞洲和希臘發生的一切密切相關，所有各種事件，最終只歸於一個結局。」

這一新的「有機整體」有兩個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即使對當時的人來說也是如此。這就是地區間的商業聯結和文化聯結，即以下兩節的論題。

二、商業聯結

地區之間的物質聯結主要是通過商業，儘管商業並非唯一的途徑。這是一個不僅貨物往返各地，而且身懷技藝、攜帶植物的人們也四處漂移的時期。例如，有一封波斯統治者大流士寫給他手下一位總督的信可用來說明這一情況。這封信批准了將植物和樹從一個地區移植到另一地區的建議。

信中寫道：「你提出將幼發拉底河對岸的果樹移植到亞洲更多的地方，以改善我的國家，這一計劃我很贊同。」當時，交換的範圍有多廣闊，可由以下事實來表明。在這一時期裡，印度最先種養的棉花、甘蔗和鷄傳播到了中國和西歐。中國在這些世紀裡第一次獲得了葡萄藤、苜蓿、細香蔥、黃瓜、無花果、芝麻、石榴樹和胡桃樹；作為報答，中國人將自己的橘樹、桃樹、梨樹、牡丹、杜鵑花、山茶和菊花傳給了歐亞其他地區。

與此同時，技術方面也發生了相似的交流。水車這一重大發明的傳播情況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西亞的第一部水車是在約公元前65年、本都國王米思裡代蒂茲統治時期誕生的，本都位於黑海南岸；中國的第一部水車是其後不久、約公元前30年製造的。這兩個日期靠得太近了，水車無論是從西亞直接傳到中國，還是從中國直接傳到西亞，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由它們之間某一未為人知的中間發源地傳往兩地。

歐亞各地區的這種相互影響和貿易有密切聯繫，要不是地方貿易和長途貿易在古典時代的這些世紀裡達到全面繁盛，毫無疑問，這種地區間的相互影響會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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