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後，有人宣佈，英、俄兩國的君主將於6月10日在雷瓦爾會晤，討論馬其頓的改革問題。薩洛尼卡的組織這時被稱為「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它擔心雷瓦爾會晤的最後結果是瓜分奧斯曼帝國，所以決定立刻來取行動。

委員會用電報向蘇丹發出最後通碟，威脅說，如果1876年憲法不在24小時內得到恢復，他們就要向君士坦丁堡進軍。國務會議勸阿卜杜勒·哈米德答應最後通牒的要求。伊斯蘭教法典權威即帝國最高的宗教和法律的權威拒絶作出同意鎮壓造反者的判決。因此，7月24日，阿卜杜勒·哈米德宣佈恢復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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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充分利用這一形勢，他又說，他以往一直贊成立憲政體，但是，被邪惡的地方議員們引入了歧途。英國大使說：「我想，這位蘇丹是當代喜劇演員中最偉大的一個，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在大眾面前擺出了這樣一付姿態：他是人民的純樸的、慈愛的父親，只是40年來在關於人民的真正願望的問題上一直為其顧問們所欺騙。」

蘇丹投降的消息受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熱烈歡迎，他們欣喜若狂、在街上互相擁抱。青年土耳其黨的領袖恩維爾帕夏大聲說；「不再有保加利亞人、希臘人、羅馬人、猶太人和穆斯林。我們都是同一藍天之下的兄弟。我們人人平等，我們為自己是奧斯曼人而自豪。」這種欣快的氣氛並沒有持續很久。以往使在巴黎的流亡者分裂的中央集權與權力分散的問題，這時必須作為一個迫切的政策問題而不是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予以正視。此外，新的領袖通常被稱為青年土耳其黨人，而保守分子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土耳其黨人。1909年4月12日保守主義者在君士坦丁堡進行反革命活動、奪取對首都的控制時，這種不和達到了頂點。

青年土耳其黨聚集起他們在馬其頓的力量，向君士坦丁堡進軍，經過數小時的戰鬥之後佔領了這座城市，然後強迫阿卜杜勒·哈米德退位，儘管他在這場政變中的同謀犯罪未得到證實。根據新蘇丹穆罕默德五世自己所講，他10年裡沒讀過一份報紙。因此，他充當了青年土耳其黨的溫順的傀儡，青年土耳其黨這時已成為君士坦丁堡的無可爭辯的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幾年中，他們試圖加強他們的帝國，使其現代化，但是沒取得什麼成功。他們試着推行中央集權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們愈堅持這樣做，引起的反對愈多。這時，要拒絶接受阿爾巴尼亞人、阿拉伯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其他從屬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覺醒，已為時太晚。因而，結果是鎮壓和反抗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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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巴尼亞人于1910年拿起武器，兩年後，巴爾幹各國結成一個聯盟，反對土耳其人。其時，意大利也已于1911年侵入非洲的的黎波里塔尼亞地區。因而，直到1914年青年土耳其黨決定與同盟國共命運以前，他們發現自己几乎不斷地處于交戰狀態。

顯而易見，土耳其人為適應于西方而作的努力證明是異常無效的。因為宗教傳統和歷史傳統，他們比俄國人更不受西方的影響，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最後更易受到西方的攻擊。他們沒有發展起自己的工業，因此。他們的軍隊除一直依靠西方的指導者外，還一直依賴于西方的武器。

實際上，奧斯曼帝國本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為諸強國的相衝突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因為它自己的力量。它的倖存不應掩蓋以下事實：這帝國僅僅經西方的勉強同意才生存下來，它在政治團結、經濟發展和軍事力量方面們毫無希望地不如西方。

三、阿拉伯人

阿拉伯諸民族同巴爾幹基督教徒一樣，受到奧斯曼的統治達四個世紀。他們並不象巴爾幹基督教徒那樣認為這種統治是一種沉重的外來枷鎖。首先，早期的奧斯曼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通常可接受的。阿拉伯人如同穆斯林那樣，用西方的神權政治的思想方法而不是用西方的世俗的思想方法進行思考，他們認為土耳其人與其說是外國人，不如說是同道的穆斯林，因而，感到對他們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奧斯曼帝國有一種真正的密切關係。

在近代，這種感覺由於歐洲人的侵略性而得到增強；歐洲人征服了北非、中亞和南亞的古老的穆斯林王國。面臨如此可怕的威脅，阿拉伯人很自然地把土耳其人看作是保護卷土耳其人雖然在後期變得愈來愈腐敗和暴虐，然而仍比異教徒好得多。這些原因說明了為什麼阿拉伯人在感受西方影響和發展民族主義抱負方面遠遠地落後於巴爾幹基督教徒。

西方對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可以說從1798年拿破崙率領侵略軍在埃及登陸那一天就已開始。拿破崙的真正目標是打擊英國在東方的地位，但是，在海軍將領納爾遜在亞歷山大附近殲滅拿破崙的艦隊以後，拿破崙放棄他的目標，回國了。不過他的遠征對埃及有持久的影響，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軍事事件。它也是西方對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區的一次文化入侵。

拿破崙除了將解釋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學家和制訂把地中海和紅海連接起來的計劃的工程師帶到埃及外，還給埃及帶來了第一台印刷機。有個阿拉伯學者曾參觀由這些新來的人建立的一個實驗室，法國科學家的影響就反映在他以下這番表示驚訝的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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