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生長在上海，成年以後定居北京將近半個世紀，而且從事的又是語言文字的研究和文學編輯與創作，因此翻譯這部名著，即便不是「遊刃有餘」，至少也應該是「力能從心」的。

嚴格地說，不但方言小說需要經過改寫，就是所有的明清小說，由於時代的變遷，語言習慣的變化，跟今天的當代漢語已經有了一定的距離，也應該用標準的普通話進行整理，使之符合現代漢語規範，專供非古典文學研究者閲讀，以便當代全國通用的祖國語言文字更加正確和純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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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這一觀點， 曾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在武漢召開的全國第一次歷史文學座談會上大聲疾呼了一下，當時就有許多人表示贊同。會後花城出版社約我改寫《海上花列傳》，打算作為這一事業的開始。可惜社方後來改變了初衷，生怕沒有銷路，撤消了這一選題，不過我的改寫工作並沒有因此而停頓。

一九八七年，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的總編輯馬振同志支持我的這一設想，打算調我去擔任副總編輯，組織一幫人馬，專門進行古舊小說的普通話改寫，而且商定由我先進行《濟公全傳》和《九尾龜》兩部書的改寫。可惜當時民間文藝家協會的領導人認為整理古舊小說不屬於「民間文藝家」的工作範疇，否定了這一建議。

到了一九九零年，我所進行的三部小說全部完工了。但是卻找不到一家出版社願意來當這個「始作俑者」。

一九九一年初，中國俗文學學會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內召開一次學術討論會，我的發言，就是談如何繼承傳統的通俗文學，從語言的規範着眼，從內容的純潔着眼，都有必要將傳統的章回小說用典範的當代漢語進行改寫，並刪除其糟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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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陳文良同志支持我的觀點，要我把《海上花》一稿交給他，由燕山考慮先出一部試試。

當年暑假，我到故鄉去開文代會，北京燕山出版社由於管理不善，將《海上花列傳普通話改寫本》的印製發行權承包給不法書商潘希等人經營的「社會書社」；他們為了快速賺錢，手續沒有辦齊，沒有拿到我的磁碟錄入，就按照我的打印稿重新排字，並以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名義盜印了兩版共十幾萬部，不但紙張極次，而且錯別字連篇，几乎無法卒讀。原本是一部很有學術價值的著作，經不法書商的「包裝」，被糟蹋成了不堪入目的地攤文學，實在令人痛心。書剛賣完，就逃之夭夭，稿費一分錢也沒付。

我強烈要求燕山出版社追查潘希等人的下落，並正式出版一部像模像樣的「正版」書，按照國家規定付給我稿酬。但是由於燕山出版社整頓之後縮小出書範圍，而文良同志也已經退休，因此一連若干年來，我與燕山出版社陷入了無休無止的交涉之中，1998年6 月，還因此引起一場官司，並且以我敗訴告終。此事經中央電視台和北京電視台的四檔節目播放了16次，炒得全國皆知。

官司結束以後，北京燕山出版社新任社長張增光同志承擔了這一公案的善後事宜，在目前文學作品銷路疲軟的市場狀態下，毅然承擔起出版一「正版」書的任務，不但使我這部花費了巨大力量與心血的著作，有機會得以正式出版。

但願我的努力，在繼承我國古本小說的工作中能起一點點積極的作用。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在我動手改寫《海上花列傳》的時候，並不知道八十年代初台灣女作家張愛玲已經出版了這部書的「國語版」和英譯本。我知道這件事情，是一九九二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張愛玲散文全編》，從書中看到了譯本的序言之後；而看到她的譯本，則是一九九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國語版海上花列傳》之後。張愛玲的「國語版」，只是把書中的吳語對白用相應的「國語」取代，其餘文字沒作改動，因此與我的徹底改寫本是兩回事兒。不過有幾個地方我們的做法有些相同之處：第一是我們都刪去了卷尾「才子」們論詩的高見，因為那確實是作者硬塞進作品中去的「夾帶」，不但與小說的主題無關，而且論點也陳舊枯澀，並無新意，所以我們都刪除了，只是她刪除得比我更多些而已。第二，原書第一回中的「回中序」，是作者套用的「紅樓筆法」，但是學得生硬，與全書風格迥然不同，讀起來也不連貫，因此她的英譯本和我的改寫本中都刪除了。兩人不謀而合，也可以說是「所見略同」吧。

這一版本，附錄中增加了張愛玲兩個譯本的序跋和熊月之先生介紹上海張園的一篇文章，供讀者參考。

吳越

丙辰年正月初一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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