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樓寶鑑 P 201
青樓寶鑑
作者：韓邦慶
第201，共202。
第一，上海人整體意識的萌發。1900年，經元善等1300多人通電反對慈禧太后廢光緒皇帝，所用名義是「上海寓居紳商」，其中絶大多數包括經元善本人都不是上海本地人。應當說，這樣署名，既突出了他們的上海身份，又含有他們不是上海本地人的意思。19O1年、1903年、1905年，上海接連爆發聲勢浩大的拒俄運動和抵制美貨運動，這兩項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的運動，與以往類似事件相比，最突出的一點，就是運動不是以某地人關心某地事的方式出現，而是以上海人關心中國事的方式出現。吳稚暉、蔡元培、章太炎等在張園等處演說，報紙上登出消息，多稱之為「上海紳商」、「上海志士」。「寓居」兩字一去，突出了他們的上海身份。
第二，「上海人」概念的出現。具有文化意義的「上海人」的概念，出現于20世紀初年。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編的《警鐘日報》發表題為《新上海》的社論，明確地提出了「上海人」概念，主辦《警鐘日報》的蔡元培、劉師培、汪允宗、林獬、高旭、陳去病等人，沒有一個是上海本地人。他們所說的「吾上海人」，當然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這不但表明他們自己對上海人身份的認同，而且說明他們已有明確的上海人群體意識。
第三，上海地方自治運動。1905年，上海地方士紳郭懷珠、李平書等，鑒於華界市政建設遠遠落後於租界的實際狀況，發起地方自治運動。這個運動持續了9 年，修路100 多條，築橋6O多座，建造碼頭6 個，新闢、改建城門9 座，制定了各種各樣市政管理條例。通過這一運動，上海的華人社會逐漸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領導這一運動的士紳，很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來移民。
第四，上海辛亥革命的方式。1911年前，上海反清革命的主體，多不是上海本地人。反清起義成功後式立的滬軍都督府，為上海軍政領導機關。這一機構的成員，絶大多數不是上海本地人，都督陳其美是浙工人，參謀長黃郛是浙江人，外交總長伍廷芳是廣東人，財政部長沈縵雲是江蘇人，交通部長王一亭是浙江人，閘北民政長虞洽卿是浙江人。他們主持着上海的事務。辛亥時期各地反清起義普遍規律是當地人謀當地事，各地軍政府均由各地人充任。陳其美等在上海舉事，在上海主政，這是他們對上海身份認同的一種標誌。
這些標誌性的事件，無一不與張園之類的公共空間的作用有密切關係。可以說，醞釀革命，籌劃組織，討論自治，形成上海意識，甚至上海話的逐漸定型，都與張園這樣的公共空間有一定的關係。
張園這一公共空間，對上海各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筆者綜合有關報道和記載，發現常去張園的人，商界、文化界的都很多。其中，屬於報人、文化人的有王韜、錢昕伯、何桂笙、黃式權、袁祖志、汪康年、梁啟超、李伯元、吳研人、狄楚青、葉瀚、蔣智由、高夢旦、蔡元培、張元濟、馬相伯、嚴復、辜鴻銘、伍光建，商界或亦官亦商的有鄭孝胥、張謇、趙鳳昌、岑春煊、盛宣懷、鄭觀應、徐潤、經元善、李平書、沈縵雲、王一亭、李拔可、鄭稚辛。備地來滬的學者、學生、富家子弟有章太炎、吳稚暉、馬君武、孫寶瑄、吳彥復、丁叔雅、胡惟志、溫宗堯、蔣智由、陳介石、汪允宗。
那麼多人有事沒事地總愛往張園跑，正說明張園作為一個公共活動場所，在上海社會生活中的特別重要性。
這些人控制着上海的各大報紙和出版機構，如《申報》、《新聞報》、《選報》、《蘇報》、《時報》、《中外日報》、《東方雜誌》和商務印書館，主持着南洋公學、愛國學社、復旦公學等各種學校的事務，領導着中國教育會、預備立憲公會、地方自治公所和名目繁多的聯合會的組織。正是他們，構成了上海社會的精英階層，影響着上海社會的輿論。
通過他們的活動，有形的公共空間張園與無形的公共組織會館公所、公共領域報刊奇妙地重合在了一起。
原文 19000字，本文有刪節
作者介紹：
熊月之．江蘇淮陰人，1949年生。1978年考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師從陳旭麓先生。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中國近代民主思祖史》、《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等書。
後記
《海上花列傳》是一部頗負盛名的狎邪小說，寫的雖然是妓院生活，但是寫得頗為乾淨，除了幾個「二爺」在「花煙間」與妓女打閙說了幾句粗話之外，通篇沒有性行為的描寫《穢史》可作例外看，而對妓女、鴇母以及官商兩道的嫖客，則描繪得淋漓盡致，真可謂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因此不但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被魯迅評定為清末狎邪小說的「壓卷之作」。
但是方言小說的最大缺點是離不開某一方言區。《海上花》的對白是用以蘇州話為代表的「吳語方言」寫的，除了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這方圓五百里地之外，非吳語區的讀者是看不懂或者很難看懂的。把它改寫為普通話的第一個動機，就是想擴大它的影響面，讓全國絶大多數非吳語方言區的讀者也能夠看得懂。
語言是一種習慣的產物。兩種語言之間，有完全相同的詞語和句法，可以一對一地「直譯」；但也有含意近似卻又有微妙差別的詞語和句法，無法一對一地直譯；有的甚至「只能意會，不可言傳」，譯起來比較困難。對於後一種情況，就要求譯者對兩種語言都要非常熟悉，僅僅「粗通」是不行的。
第二，「上海人」概念的出現。具有文化意義的「上海人」的概念，出現于20世紀初年。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編的《警鐘日報》發表題為《新上海》的社論，明確地提出了「上海人」概念，主辦《警鐘日報》的蔡元培、劉師培、汪允宗、林獬、高旭、陳去病等人，沒有一個是上海本地人。他們所說的「吾上海人」，當然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這不但表明他們自己對上海人身份的認同，而且說明他們已有明確的上海人群體意識。
第四，上海辛亥革命的方式。1911年前，上海反清革命的主體，多不是上海本地人。反清起義成功後式立的滬軍都督府，為上海軍政領導機關。這一機構的成員，絶大多數不是上海本地人，都督陳其美是浙工人，參謀長黃郛是浙江人，外交總長伍廷芳是廣東人，財政部長沈縵雲是江蘇人，交通部長王一亭是浙江人，閘北民政長虞洽卿是浙江人。他們主持着上海的事務。辛亥時期各地反清起義普遍規律是當地人謀當地事，各地軍政府均由各地人充任。陳其美等在上海舉事，在上海主政，這是他們對上海身份認同的一種標誌。
這些標誌性的事件，無一不與張園之類的公共空間的作用有密切關係。可以說，醞釀革命，籌劃組織，討論自治，形成上海意識，甚至上海話的逐漸定型，都與張園這樣的公共空間有一定的關係。
張園這一公共空間，對上海各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筆者綜合有關報道和記載，發現常去張園的人，商界、文化界的都很多。其中，屬於報人、文化人的有王韜、錢昕伯、何桂笙、黃式權、袁祖志、汪康年、梁啟超、李伯元、吳研人、狄楚青、葉瀚、蔣智由、高夢旦、蔡元培、張元濟、馬相伯、嚴復、辜鴻銘、伍光建，商界或亦官亦商的有鄭孝胥、張謇、趙鳳昌、岑春煊、盛宣懷、鄭觀應、徐潤、經元善、李平書、沈縵雲、王一亭、李拔可、鄭稚辛。備地來滬的學者、學生、富家子弟有章太炎、吳稚暉、馬君武、孫寶瑄、吳彥復、丁叔雅、胡惟志、溫宗堯、蔣智由、陳介石、汪允宗。
這些人控制着上海的各大報紙和出版機構，如《申報》、《新聞報》、《選報》、《蘇報》、《時報》、《中外日報》、《東方雜誌》和商務印書館，主持着南洋公學、愛國學社、復旦公學等各種學校的事務，領導着中國教育會、預備立憲公會、地方自治公所和名目繁多的聯合會的組織。正是他們，構成了上海社會的精英階層，影響着上海社會的輿論。
通過他們的活動，有形的公共空間張園與無形的公共組織會館公所、公共領域報刊奇妙地重合在了一起。
原文 19000字，本文有刪節
作者介紹：
熊月之．江蘇淮陰人，1949年生。1978年考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師從陳旭麓先生。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中國近代民主思祖史》、《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等書。
後記
《海上花列傳》是一部頗負盛名的狎邪小說，寫的雖然是妓院生活，但是寫得頗為乾淨，除了幾個「二爺」在「花煙間」與妓女打閙說了幾句粗話之外，通篇沒有性行為的描寫《穢史》可作例外看，而對妓女、鴇母以及官商兩道的嫖客，則描繪得淋漓盡致，真可謂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因此不但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被魯迅評定為清末狎邪小說的「壓卷之作」。
但是方言小說的最大缺點是離不開某一方言區。《海上花》的對白是用以蘇州話為代表的「吳語方言」寫的，除了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這方圓五百里地之外，非吳語區的讀者是看不懂或者很難看懂的。把它改寫為普通話的第一個動機，就是想擴大它的影響面，讓全國絶大多數非吳語方言區的讀者也能夠看得懂。
語言是一種習慣的產物。兩種語言之間，有完全相同的詞語和句法，可以一對一地「直譯」；但也有含意近似卻又有微妙差別的詞語和句法，無法一對一地直譯；有的甚至「只能意會，不可言傳」，譯起來比較困難。對於後一種情況，就要求譯者對兩種語言都要非常熟悉，僅僅「粗通」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