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鎬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塚，耕夫牧兒往往有得，必購而藏之。以余方集錄古文，乃摹其銘刻以為遺。故余家《集古錄》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歸自長安，所載盈車，而以其二器遺余，其一曰伯ぁ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匚夫>。其制與今不同，而極精巧。敦、<匚夫>皆有銘，而云<匚夫>獲其二，皆有蓋，而上下皆銘，銘文皆同。甚矣，古之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其于一用器，為慮猶如此，則其操修施設所以垂後世者，必不苟。二子名見《詩》、《書》，伯ぁ，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太史公表次三代以來，自共和以後年世乃詳。蓋自共和元年逮今，千有九百餘年，而穆王又共和前五世，可謂遠矣。而斯器也，始獲于吾二人，其中間晦顯出入不可知，以其無文字以志之也。蓋其出或非其時而遇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謂幸矣，不可以不傳。故為之書，且以為贈我之報。歐陽修記。

【張仲器銘】

---

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旁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爾。嘉中，原父在長安獲二古器于藍田，形制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敝，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父藏其器，予錄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于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蓋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甫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石鼓文】

---

右《石鼓文》。岐陽石鼓初不見稱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摩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跡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猶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于字書，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廬陵歐陽某記，嘉八年六月十日書。

【秦度量銘】

右《秦度量名》二。按《顏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稱權，旁有鎸銘二，其文正與此二銘同。之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帝本紀》書丞相「隗林」，當依此銘作「隗狀」，遂錄二銘，載之《家訓》。余之得此二銘也，乃在秘閣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嘗游長安，買得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其一乃銅鍰，不知為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也。考其文與《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茲二銘刻於器物者非一也。及後又于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板，所刻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並錄之雲。嘉八年七月十日書。

【秦昭和鐘銘】

右《秦昭和鐘銘》，曰：「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按《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為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公于《本紀》雲襄公始列為諸侯，于《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為景公也。故並列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

【秦祀巫咸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