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考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絶識曠論，所以斟酌群言，為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為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絶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制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為一書者，絜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鉅儒，不善作彫蟲篆刻耶？

夫史遷絶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寵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絶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諜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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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闢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絶業，為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為者而為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疏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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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絶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謷。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為《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敘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尚論者同科，豈故為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為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為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眾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雲學者誤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眾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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