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是以來，源流既失。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為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為鄉愿，至於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哳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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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

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為語，以備《內傳》之採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獵群書，以為薪槱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家，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群書，以為薪槱，則辨同考異，慎於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鉤玄提要，達於大體而已。比次之業，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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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漢帝春秋，(年壽也。)具於《別錄》；(臣瓚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於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傳；(《漢武故事》)而遷、固二書，未見採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後懿行，盛稱《魏書》；哀牢之傳，徵於計吏；(見《論衡》)先賢之表，著於黃初；而陳、范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為兔園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如糟粕糞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

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質，以致學者寧習原書，怠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二矣。比類相從，本非著作，而匯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己所獨得，使人無從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抉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錄，後人考核，徵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五矣。專門之書，已成鉅編，不為採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鳥無日；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句有忐於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為是筌蹄嚆矢之功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答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為己作歟？答曰：何為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為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為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己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為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為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珮，彼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制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為己制，則人皆以為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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