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樵嘗謂書志之原，出於《爾雅》。彼固特著《六書》、《七音》、《昆蟲草木》之屬，欲使經史相為經緯，此則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論製作，備乎官《禮》，則其所謂《六書》、《七音》，名物訓詁，皆本司徒之屬，所謂師氏保氏之官，是其職矣。而大經大法，所以綱紀天人而敷張王道者，《爾雅》之義，何足以盡之？官《禮》之義，大則書志，不得系之《爾雅》，其理易見者也。

宇文仿《周官》，唐人作《六典》，雖不盡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弘、劉煦之徒，不知挈其綱領，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會要》、《會典》之書，不能與史家之書志合而為一，此則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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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載籍，合則易存，分則難恃。如謂掌故備於《會要》、《會典》，而史中書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則《漢志》不用漢官為綱領，而應劭之儀，殘闕不備；《晉志》不取晉官為綱領，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晉官品》。)亡逸無存，其中大經大法，因是而不可窺其全體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傢俬言，難為典則。若文章本乎製作，製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極，則立官建制，聖人且不以天下為己私也；而載筆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見為詳略耶？

書志之體宜畫一，而史家以參差失之。列傳之體本參差，而史家以畫一失之。典章制度，一本官《禮》，體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無《地理》，或分《禮》、《樂》而合兵《刑》，不知以當代人官為綱紀，其失則散。列傳本乎《春秋》，原無定式，裁於司馬，略示區分。抑揚詠歎，予奪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筆，亦兼詩人之微婉，難以一概繩也。後史分別門類，整齊先後，執泥官閥，錙銖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則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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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縣修志，古者侯封一國之書也。吏戶兵刑之事，具體而微焉。今無其官而有吏，是亦職守之所在，掌故莫備於是，治法莫備於是矣。且府史之屬，《周官》具書其數，《會典》亦存其制，而所職一縣之典章，實兼該而可以為綱領；惟其人微而縉紳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問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書吏為令史，首領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綱紀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義矣。

今之州縣，繁簡異勢，而掌故令史，因事定製，不盡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縣而志其事，即以一縣之制定其書，且舉其凡目，而愈可以見一縣之事勢矣。案牘簿籍無文章，而一縣之文章，則必考端於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為挈其綱領，修明其書，使之因書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職掌，於是修其業而傳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謂書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謂掌故之書，各守專官，連床架屋，書志之體所不能該，是以存之會典會要，而史志別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綱，而儀禮三千，不聞全入春官；《司馬法》六篇，不聞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馬之職掌，而禮兵要義，可以指掌而談也。且如馬作《天官》，而太初曆象，不盡見於篇籍也。班著《藝文》；而劉歆《七略》，不盡存其論說也。史家約取掌故，以為學者之要刪，其與專門成書，不可一律求詳，亦其勢也。既不求詳，而又無綱紀以統攝之，則是散漫而無法也。以散漫無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難矣！

或謂求掌故於令史，而以吏戶兵刑為綱領，則紀表圖書之體，不可復分也。如選舉之表，當入吏書，河道之圖，當入工書，充類之盡，則一志但存六書而已矣，何以復分諸體也？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古人著書，各有義類；義類既分，不可強合也。司馬氏本週譜而作表，然譜歷之書，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體，不聞雜入六典之中。蓋圖譜各有專書，而書志一體，專重典章與制度，自宜一代人官為統紀耳。非謂專門別為體例之作，皆雜其中，乃稱隱括也。且如六藝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載於太卜，《詩》不載於太師，然三《易》之名，未嘗不見於太卜；而四《詩》之目，則又未嘗不著於太師也，是其義矣。

六卿聯事，交互見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縣因地制宜，尤無一成之法，如丁口為戶房所領，而編戶煙冊，乃屬刑房；以煙冊非賦丁，而立意在詰奸也。武生武舉隷兵部，而承辦乃在禮房；以生員不分文武，皆在學校，而學校通於貢舉也。分合詳略之間，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學問耶？

○永清縣誌政略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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