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議書法。典故作考，人物作傳，二體去取，均須斷制盡善，有體有要，乃屬不刊之書，可為後人取法。如考體但重政教典禮，民風土俗，而浮誇形勝，附會景物者，在所當略。其有古蹟勝概，確乎可憑，名人題詠，卓然可紀者，亦從小書分注之例，酌量附入正考之下；所以釐正史體，別於稗乘耳。蓋志體譬之治室，廳堂甲第，謂之府宅可也。若依岩之構，跨水之亭，謂之別業可，謂之正寢則不可。玉{鹿主}絲縧，謂之仙服可，謂之紳笏則不可。此乃郡縣誌乘，與臥游清福諸編之分別也。列傳亦以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儒林卓行為重。文苑方技有長可見者，次之。如職官而無可紀之跡，科目而無可著之業，於法均不得立傳。蓋志屬信史，非如憲綱冊籍，一以爵秩衣冠為序者也。其不應立傳者，官師另立歷任年譜，邑紳另有科甲年譜，年經月緯之下，但注姓名，不得更有浮辭填入。即其中有應立傳者，亦不必更於譜內，註明有傳字樣，以昭畫一。若如近日通行之例，則紀官師者，既有職官志，以載受事年月，又有名宦志，以載歷任政績；而於他事有見於生祠碑頌、政績序記者，又收入藝文志。記邑紳者，既有科目志，又有人物誌，亦分及第年分與一生行業為兩志；而其行業有見於志銘傳誄者，則又收入藝文志。一人之事，疊見三四門類，於是或於此處注傳見某卷，於彼處注詳見某志，字樣紛錯，事實倒亂，體裁煩碎，莫此為甚。今日修志，尤當首為釐定，一破俗例者也。

七，議援引。史志引用成文，期明事實，非尚文辭。苟於事實有關，即胥吏文移，亦改採錄，況上此者乎？苟於事實無關，雖班揚述作，亦所不取，況下此者乎？但舊志藝文所錄文辭，今悉散隷本人本事之下，則篇次繁簡不倫；收入考傳方幅之內，其勢不無刪潤。如恐嫌似剿襲，則於本文之上，仍標作者姓名，以明其所自而已。而標題之法，一仿《史》、《漢》之例。《史》、《漢》引用周秦諸子，凡尋常刪改字句，更不識別，直標「其辭曰」三字領起。惟大有刪改，不更仍其篇幅者，始用「其略曰」三字別之。若賈長沙諸疏是也。今所援引，一皆仿此。然諸文體中，各有應得援引之處，獨詩賦一體，應用之處甚少。惟地理考內，名勝條中，分注之下，可載少許，以證靈傑。他若抒寫性靈，風雲月露之作，果係佳構，自應別具行稿，或入專主選文之書，不應攙入史志之內，方為得體。且古來十五《國風》，十二《國語》，並行不悖，未聞可以合為一書。則志中盛選詩詞，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倘風俗篇中，有必須徵引歌謡之處，又不在其例。是又即《左》、《國》引諺徵謡之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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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議裁製。取藝文應載一切文辭，各歸本人本事，俱無可議。惟應載傳志行狀諸體，今俱刪去，仍取其文裁入列傳，則有難處者三焉；一則法所不應立傳，與傳所不應盡載者，當日碑銘傳述，或因文辭為重，不無濫收。二則志中列傳，方幅無多，而原傳或有洋洋大篇；全錄原文，則繁簡不倫；刪去事蹟，則召怨取議。三則取用成文，綴入本考本傳，原屬文中援引之體，故可標作者姓名及「其辭曰」三字，以歸徵引之體。今若即取舊傳，裁為新傳，則一體連編，未便更著作者姓名。譬班史作《司馬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標清賓主。蓋史公《自序》，原非本傳，故得以此句識別之耳。若考武以前紀傳，全用《史記》成文者，更不識別；則以紀即此紀，傳即此傳，贊即此贊，其體更不容標司馬遷曰字樣也。今若遽同此例，則近來少見此種體裁，必有剿襲雷同之謗。此三端者，決無他法可處，惟有大書分注之例，可以兩全。蓋取彼舊傳，就今志義例，裁為新傳，而於法所應刪之事，未便遽刪者，亦與作為雙行小字，並作者姓氏，及刪潤之故，一體附註本文之下。庶幾舊志徵實之文，不盡刊落，而新志謹嚴之體，又不相妨矣。其原文不甚散漫，尚合謹嚴之例者，一仍其舊，以見本非好為更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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