踰年，民氣漸蘇，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陰張君方理，始欲整齊掌故，為後持循；旋以事去。繼其任者，永濟崔君龍見，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志。崔君以名進士起家，學優而仕，其於斯志，蓋斤斤乎不苟作也。且《荊志》著於古者，倍他州郡，盛弘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懍有《荊楚歲時記》，梁元帝有《荊南志》，又有《丹陽尹傳》，書雖不存，部目可考，遺文逸句，猶時見於群書所稱引也。前明所修《荊州府志》，僅見著錄而無其籍。康熙年間，胡在恪所修，號稱佳本，而世亦鮮見。今存葉仰高志，自雲多仍胡氏舊文，體例謹嚴，纂輯必注所出，則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於斯志，則一秉史裁，詳贍博雅之中，運以獨斷別裁之義。首紀以具編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諸考，人物詳於列傳，亦既綱舉而目張矣。又以史志之書，記事為主。藝文仍著錄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選詩文雜體；其有矯而正者，則又裁節詩文，分類隷於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別。今師史例以輯府志，更仿選例以輯文徵。自云：志師八家《國語》，文徵師十五《國風》，各自為書，乃得相輔而不相亂。又采輯之餘，瑣事畸言，取則失裁，棄則可惜；近人編為志餘，亦非史法。今乃別為《叢談》一書，鉅細兼收，而有條不紊，蓋近日誌家所罕見也。昔羅願撰《新安志》，自謂儒者之書，不同鈔撮簿記。今崔君所輯，本源深遠，視羅氏雅裁，有過之而無不及已。會湖北有《通志》之役，聘會稽章典籍學誠，論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識，與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屢質於典籍，往複商榷，時亦取衷於余。余故備悉其始末，而敘於卷端。

○為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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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首為荊州望縣，兩漢本華容地，晉平吳，分華容置縣，因山以石首名。趙宋改治調弘，易名建寧。尋遷綉林山左，複名石首。元大德中，又遷楚望山下。歷明至今，文物聲名，為荊部稱盛。縣誌不修，近六十年。舊志疏脫，詮次無法，又闕數十年之事實。知縣玉田王君維屏，因余撰輯通志，檄徵州縣之書，乃論次其縣事，犁剔八門，合首尾為書十篇，以副所徵，且請余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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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披覽其書，而知王君之可與論治也。夫為政必先綱紀，治書必明體要。近日為州縣誌者，或胥吏案牘，蕪穢失裁；或景物題詠，浮華無實；而求其名義所歸，政教所重，則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蓋有言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聞言之尚無條貫，而其事轉能秩然得敘者也。今王君是志，凡目數十，括以八門，若網在綱，有條不紊。首曰編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記事，非編年弗為綱也。次曰方輿，考地理也。縣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蹟，以類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次曰建置，人功修也。城池廨署，以至壇廟，依次附焉。次曰民政，法度立也。戶田賦役之隷於司徒，郵驛兵防之隷於司馬，皆《洪範》八政之經也。次曰秩官，昭典守也。長佐師儒，政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爰斯傳矣。次曰選舉，闢才俊也。論秀書升，《王制》之大，興賢與能，《周官》是詳；勒邦乘者，所不容略也。次曰人物，次曰藝文，一以徵文，一以考獻，皆蒐羅放失，謹備遺忘，尤為乘時之要務也。人物必徵實事，而不以標榜為虛名；藝文謹著部目，而不以詩文充篇幅。蓋人物為馬《史》列傳之遺，藝文為班劉著錄之例，事必師古，而後可以法當世也。部分為八，亦既綱舉而目張矣。至於序例圖考，冠於篇首，餘文剩說，綴於簡末，別為篇次，不入八門。殆如九夫畫井，八陣行軍，經緯燦然，體用具備。乃知方志為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風流文采，為長吏飾儒雅之名也。

且石首置縣以來，凡三徙矣。今縣治形勢，實為不易，四顧平衍之中，至縣群山湧出，東有龍蓋，南有馬鞍，西有綉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為治。夫撫馭必因形勢，為政必恃綱紀，治書必貴體要，一也。王君以儒術入仕，知所先務。其於治書，洵有得於體要，後人相仍，如縣治矣。抑古人云：「坐而言者期起而行。」今之具於書者，果能實見諸政治，則必不以簿書案牘為足稱職業，文采絢飾為足表聲譽；是則雖為一縣之志，即王君一人之治書也。古之良史，莫能尚已，余於王君有厚望焉。

○書武功志後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為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賦》，五曰《宮師》，六曰《人物》，七曰《選舉》。首仿古人著述，別為篇敘，高自位置，幾於不讓，而世多稱之。王氏士正，亦謂「文簡事核，訓辭爾雅」；後人至欲奉為修志楷模，可為幸矣。夫康氏以二萬許言，成書三卷，作一縣誌，自以謂高簡矣。今觀其書，蕪穢特甚。蓋緣不知史家法度，文章體裁，而惟以約省卷篇，謂之高簡，則誰不能為高簡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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