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乃史裁，苟於事理無關，例不濫收詩賦，康氏於名勝古蹟，猥登無用詩文；其與俗下修志，以文選之例為藝文者，相去有幾？夫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嚴名分也。歷代帝王后妃，史尊紀傳，不藉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說可也。列帝王於人物，載后妃於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為家，於一縣乎何有？康氏於人物，則首列后稷以至文王，節錄太史《周紀》；次則列唐高祖、太宗，又節錄《唐本紀》，乖刺不可勝詰矣。方志不當僣列帝王，姑且勿倫。就如其例，則武王以下，何為刪之？以謂後有天下，非邠之故邑耶？則太王嘗遷於岐，文王又遷於豐，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實有天下，文王以上，不過追王，故錄之耶？則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義？以謂高祖、太宗生長其地，故錄之耶？則顯懿二祖，何為刪之？后妃上自姜嫄，下及太姜，何為中間獨無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謂婦從夫耶？則唐高祖之太穆竇後，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后，皆有賢名，何為又不載乎？夫載所不當載，為蕪為僣，以言識不足也。就其自為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詰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稱高簡者哉？

尤可異者，志為七篇，輿圖何以不入篇次？蓋亦從俗例也。篇首冠圖，圖止有二，而蘇氏《璇璣》之圖，乃與輿圖並列，可謂胸中全無倫類者矣。夫輿圖冠首，或仿古人圖經之例，所以揭一縣之全勢，猶可言也。《璇璣》之圖，不過一人文字，或仿范氏錄蔡琰《悲憤詩》例，收於列女之傳可也。如謂圖不可以入傳，附見傳後可也。驀然取以冠首，將武功為縣，特以蘇氏女而顯耶？然則充其義例，既列文王於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既列唐太宗於人物矣，曷取六陣之圖冠首？雖曰迂謬無理，猶愈《璇璣圖》之僅以一女子名也。惟《官師志》褒貶並施，尚為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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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朝邑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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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邦靖《朝邑志》二卷，為書七篇：一曰《總志》，二曰《風俗》，三曰《物產》，四曰《田賦》，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雜記》。總約不過六七千言，用紙十六七番，志乘之簡，無有過於此者。康《武功》極意求簡，望之瞠乎後矣。康為作序，亦極稱之。

今觀文筆，較康實覺簡淨；惟總志於古蹟中，入唐詩數首為蕪雜耳。康氏、韓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學，又欲求異於人，故其為書，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猶存時人修志規模，故以志法繩之，疵謬百出。韓氏則更不可以為志，直是一篇無韻之《朝邑賦》，又是一篇強分門類之《朝邑考》；入於六朝小書短記之中，如《陳留風俗》、《洛陽伽藍》諸傳記，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於《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為稍優。然《朝邑志》之疵病雖少，而程濟從建文事，濫采野史，不考事實，一謬也。並選舉於人物，而舉人進士不載科年，二謬也。書其父事，稱韓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韓太宜人張氏，自系邦靖尊屬；但使人至今不知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臨文不諱。或謂司馬遷諱其父談為同；然《滑稽傳》有談言微中，不諱談字，恐諱名之說未確。就使諱之，而自敘家世，必實著其父名，所以使後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諱其父，而使人不知為誰；稱其尊屬為太宜人，而使人不知為誰之妻母；則是沒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損矣。三謬也。

至於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簡為篇；簡策不勝，則別自為編，識以甲乙，便稽核耳。後人以繒帛成卷，較竹簡所載為多，故以篇為文之起訖，而卷則概以軸之所勝為量；篇有義理，而卷無義理故也。近代則紙冊寫書，較之卷軸，可增倍蓰，題名為卷，不過存古名耳。如累紙不須別自為冊，則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數，為其本自無義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門類，而括題俱以篇名，可謂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紙六十餘番，一冊足用，而必分七篇以為三卷，於義已無所取。《朝邑》用紙僅十餘番，不足一冊之用，而亦分七篇以為二卷，則何說也？或曰：此乃末節，非關文義，何為屑屑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題名目，猶且不達古人之意，則其一筆一削，希風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書吳郡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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