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郭子曰：「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就如篤恭而天下平之篤。”先生曰：「這卻不是聖人言。學字有專以知言者，有兼知行言者，如『學而時習之』之學字，則兼言之。

若博學之對篤行之而言，分明只是知，如何是行？如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亦如是。此篤恭之篤，如雲到博厚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類。若篤行之篤，即篤志努力之類，如何相比得？夫博學分明是格物致知的工夫，如何是行？」東郭子曰：「大抵聖人言一學字，則皆是行，不是知。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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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之亦是行，如日月至焉，至字便是一般。守之是守其及之者，常不失也。如孔門子路之徒，是知及之者；如顏子三月不違，則是仁能守之者。」先生曰：“知及之分明只是知，仁守之纔是行。

如何將知及之亦為行乎？予之所未曉也。」

東郭子曰：「程子謂《大學》乃孔氏之遺書，謂之遺書，正謂其言相似也，然聖人未嘗言之。若以格物為窮理，則與聖言不相似，何以謂之遺書？”先生曰：“謂之遺書者，指理而言，非謂其言相似也。且曰聖人未嘗言之，甚害事。某也愚，只將格物作窮理，先從知止致知起。

夫知止致知首言之，而曰未嘗言之，何也？」

東郭子曰：「我初與陽明先生講格物致知，亦不肯信。後來自家將《論》、《孟》、《學》、《庸》之言各相比擬過來，然後方信陽明之言。」先生曰：「君初不信陽明，後將聖人之言比擬過方信，此卻喚做甚麼？莫不是窮理否？」東郭子笑而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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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曰：「汝輩做工夫，須要有把柄，然後纔把捉得住，不然，鮮不倒了的。故叉手不定，便撒擺；立腳不定，便那移。」

先生曰：「學者必是有定守，然不好的事不能來就我。《易》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若我無實，則這不好的事，皆可以來即我也。」

邦儒問：「近日朋友講及《大學》，每欲貫誠意於格物之前，蓋謂以誠意去格物，自無有不得其理者，如何？”先生曰：“格致誠正雖是一時一串的工夫，其間自有這些節次。且如佛子寂滅，老子清靜，切切然，惟恐做那仙佛不成，其意可為誠矣，然大差至於如此，正為無格物之功故也。但格致之時，固不可不着實做去，格致之後，誠意一段工夫亦是不可缺也。」

呂潛問：「欲根在心，何法可以一時拔得去？”先生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去，得須要積久工夫才得就。且聖如孔子，猶且十五志學，必至三十方能立，前此不免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檢制，不可復使這等。

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又便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己獨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慎獨工夫。積久熟後，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欲不覺自消。欲以一時一念的工夫，望病根盡去，卻難也。」

李樂初見先生，問：「聖學工夫如何下手？”先生曰：「亦只在下學做去。」先生因問：「汝平日做甚工夫來？」和仲默然良久不應。先生曰：“看來聖學工夫只在無隱上就可做得。學者但於己身有是不是處，就說出來，無所隱匿，使吾心事常如青天白日纔好。

不然，久之積下種子，便陷於有心了。故司馬溫公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說得的言語』，就是到建諸天地不悖，質之鬼神無疑，也都從這？起。」

先生曰：「鄒東郭云：『聖賢教人只在行上，如《中庸》首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便繼之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並不說知上去。』予謂亦須知得何者是人欲，不然戒慎恐懼個甚麼？蓋知皆為行，不知則不能行也。」

康恕問：「戒慎恐懼是靜存，慎獨是動察否？”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睹不聞靜矣，而戒慎恐懼便惺惺，此便屬動了。如大《易》『閒邪存其誠』一般，邪閒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工夫，只是一個，更分不得。」

章詔問「格物”。先生曰：「這個物，正如《孟子》雲『萬物皆備於我』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於身的。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蓋無一處非物，其功無一時可止息得的。」聶靳曰：「某夜睡來有所想像，念頭便覺萌動，此處亦有物可格否？」先生曰：「怎麼無物可格？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亦皆是格物。」章詔因曰：「先生格物之說切要，是大有功於聖門。」先生曰：“也難如此說，但這等說來，覺明白些，且汝輩好去下手做工夫矣。」

先生曰：「聖賢每每說性命來，諸生看還是一個、是兩個？”章詔曰：「自天賦與為命，自人稟受為性。」先生曰：「此正是《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般。子思說『自天命便謂之性』，還只是一個。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還未盡善。

天與人以陰陽五行之氣，理便在？面了，說個亦字不得。」陳德夫因問：「夫子說性相近處，是兼氣質說否？」先生曰：「說兼亦不是，卻是兩個了。夫子此語與子思元是一般。夫子說性元來是善的，便相近，但後來君着習染便遠了；子思說性元是打命上來的，須臾離了，便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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