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 P 77
巴菲特
作者：魯文斯坦
第77，共153。
《郵報》的股票以年複利35％的驚人速度不斷增值。加上紅利，整個年收益達37％，大都會公司是32％，而時代明鏡公司勉強是24％。《郵報》比它們都做得更好一些。在1985年底巴菲特即將離開董事會為止，伯克希爾所做的1千萬投資已經升值為二億零500萬美元了。
在巴菲特加入《郵報》董事會後不久，他又重新對另一個老牌號的公司產生了興趣。這家公司不僅在華盛頓歷史悠久，而且早在巴菲特年少時便很有名氣了。當巴菲特從哥倫比亞坐火車來到華盛頓，敞開GEICO的門時，它還只是一家很小的公司。在隨後的幾年中，它成長異常迅速。
洛裡默。戴維森，這位曾在多年前的那個周六耐心傾聽巴菲特提出問題的人，已經晉陞到了主管，而GEICO也一躍成為了全國最大的汽車保險商。
然而，在70年代初戴維森退位以後，GEICO有了新的管理層，公司的氣氛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在拉爾夫。C.佩克領導下，承保人們被新出台的「無過失」法律以及逐漸爬升的通貨膨脹率折騰得焦頭爛額，佩克努力想克服這些問題來謀求自身的發展，於是放寬了公司只接受低風險駕駛員的歷史性政策——甚至于在總體上還保持低價格。自然，贏利額升高了，現金也滾滾而來。
暫時一段時間裡，一切都顯得十分美好。令人遺憾但也一直不足為奇的是，高風險駕駛員開始琢磨着獲得更多的要求權，另外，通貨膨脹也引起GEICO所保險的汽車修理費用的成本提高了許多。
更糟糕的是，GEICO的管理層沒有足夠的資金留存來彌補損失，在1974
年到1975年的15個月的緊要關頭中，公司對這個問題採取了否認，貶抑或是欺騙的態度——不僅對華爾街，還對它自己。依舊在位的洛裡默。戴維森抱怨說公司被搞垮了，但是，甚至連他都沒意識到情況究竟有多麼糟糕。
當董事會保留了一個獨立的保險核計公司以後，我們才意識到事情有多嚴重。1975年聖誕節前一天，我們收到了報告，它可真是件聖誕禮物。我們有了千萬的虧空需要彌補——而令人驚恐萬分的是——我們根本就沒有這筆錢。
1976年之初，GEICO宣佈前一年份的損失額達到了驚人的1億2600萬美元。1974年時的股票曾創下每股42美元的記錄，而如今只標到47 8 元。
自從巴菲特售出手中持有的少量的GEICO股票以來，時間已經過了很久了，但他心裡一直懷着一個秘密的心願，想要大規模地重新投資于這個公司，就如同他對《華盛頓郵報》所做過的一樣。對於理性化的巴菲特來說，他對自己的過去也許是有點多愁善感（儘管在股票很貴時，他並沒有昏頭昏腦地投資于GEICO），現在，GEICO股票很便宜了，並且它陷入了一場很大的麻煩之中。而且，當巴菲特在加州時，本。格雷厄姆是GEICO的主席，還有一些積蓄在GEICO股票裡。
於是協助輓救這家公司便帶有一種雙重的意味：跟隨格雷厄姆的腳步，拯救他的公司。
這時候，格雷厄姆和情人馬洛正在過着一種寧靜樸素的生活，一半時間獃在拉霍亞，另一半時間在普羅旺斯地區的艾克森。在他80大壽聚會上，他全家人都來到了拉霍亞，他滿懷深情地回顧自己往昔的生活，卻絲毫沒有提及他在華爾街的事業。他談到了自己從美學、文學、藝術以及許多女性同伴那裡得到的快樂，還像個孩子似地回憶起早年時見到馬克。吐溫的情景：「他容光煥發，穿著白衣服，還有頭銀白色的卷髮。」但是，格雷厄姆並沒有對股票喪失興趣，他在拉霍亞有一個賬戶，儘管他很少交易，但這位「證券分析之父」會來到經紀人那兒，在角落裡的一張不引人注目的桌子旁坐下，讀一本他所鍾愛的標準普爾的書。一位前來拜訪格雷厄姆的人曾在他的書桌上發現過一本希臘語的書，而在臥室裡則看到了一座羅丹的雕像。
在GEICO陷入困境的同時，格雷厄姆叫巴菲特和他一起合著《聰明的投資人》的修訂版。他們通過寫信互相聯繫，但是巴菲特發現自己和老師之間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分歧。巴菲特希望有部分內容關於如何確定「大型企業」
（比如：喜詩糖果公司），而格雷厄姆認為一般的讀者難以達到這一點。而且，格雷厄姆建議一個人投資于股票的資產額上限為75％，而巴菲特更為勇敢，他願意在合適的價位押上所有的賭注。於是巴菲特非常想放棄合著者的身分，而只願以「合作者」的身分在書裡被提到一下。
可笑的是，沒有什麼股票比GEICO股票更能暗示出兩人哲學上的分歧了。格雷厄姆說它缺少安全裕度——在公司瀕于破產時，它確實如此。而巴菲特認為如果管理能得到改良，這將是一個機會，於是他緊緊關注着它戲劇般的變動。
1976年4月份，GEICO舉行了它的年度會議，400個股東把華盛頓的希爾頓飯店擠得水洩不通。就是在這兒，股東們差點把公司的行政人員轟出這幢房子。不到一個月，佩克就被解僱了。一位43歲的旅遊公司的老手——約翰。
J.伯恩取代了他的位置。伯恩精力異常充沛，常常四處奔波着。在新澤
西，他前去拜訪了詹姆斯。希讓，州保險委員會委員，要求他提高利率。後來伯恩發現自己走投無路了，便從口袋裏抓出一張紙，猛地擲到希讓的桌子上，說道，「給你該死的執照，我們不再是新澤西州的公民了。」然後，他當場解僱了700名職工，並且通知全州30萬投保人去尋找別的承保人。
在巴菲特加入《郵報》董事會後不久，他又重新對另一個老牌號的公司產生了興趣。這家公司不僅在華盛頓歷史悠久，而且早在巴菲特年少時便很有名氣了。當巴菲特從哥倫比亞坐火車來到華盛頓，敞開GEICO的門時，它還只是一家很小的公司。在隨後的幾年中，它成長異常迅速。
然而，在70年代初戴維森退位以後，GEICO有了新的管理層，公司的氣氛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在拉爾夫。C.佩克領導下，承保人們被新出台的「無過失」法律以及逐漸爬升的通貨膨脹率折騰得焦頭爛額，佩克努力想克服這些問題來謀求自身的發展，於是放寬了公司只接受低風險駕駛員的歷史性政策——甚至于在總體上還保持低價格。自然，贏利額升高了，現金也滾滾而來。
暫時一段時間裡，一切都顯得十分美好。令人遺憾但也一直不足為奇的是，高風險駕駛員開始琢磨着獲得更多的要求權，另外，通貨膨脹也引起GEICO所保險的汽車修理費用的成本提高了許多。
更糟糕的是，GEICO的管理層沒有足夠的資金留存來彌補損失，在1974
年到1975年的15個月的緊要關頭中，公司對這個問題採取了否認，貶抑或是欺騙的態度——不僅對華爾街，還對它自己。依舊在位的洛裡默。戴維森抱怨說公司被搞垮了，但是，甚至連他都沒意識到情況究竟有多麼糟糕。
當董事會保留了一個獨立的保險核計公司以後，我們才意識到事情有多嚴重。1975年聖誕節前一天，我們收到了報告，它可真是件聖誕禮物。我們有了千萬的虧空需要彌補——而令人驚恐萬分的是——我們根本就沒有這筆錢。
1976年之初，GEICO宣佈前一年份的損失額達到了驚人的1億2600萬美元。1974年時的股票曾創下每股42美元的記錄，而如今只標到47 8 元。
自從巴菲特售出手中持有的少量的GEICO股票以來，時間已經過了很久了，但他心裡一直懷着一個秘密的心願，想要大規模地重新投資于這個公司，就如同他對《華盛頓郵報》所做過的一樣。對於理性化的巴菲特來說，他對自己的過去也許是有點多愁善感（儘管在股票很貴時，他並沒有昏頭昏腦地投資于GEICO），現在，GEICO股票很便宜了，並且它陷入了一場很大的麻煩之中。而且，當巴菲特在加州時，本。格雷厄姆是GEICO的主席，還有一些積蓄在GEICO股票裡。
於是協助輓救這家公司便帶有一種雙重的意味：跟隨格雷厄姆的腳步，拯救他的公司。
這時候，格雷厄姆和情人馬洛正在過着一種寧靜樸素的生活，一半時間獃在拉霍亞，另一半時間在普羅旺斯地區的艾克森。在他80大壽聚會上，他全家人都來到了拉霍亞，他滿懷深情地回顧自己往昔的生活，卻絲毫沒有提及他在華爾街的事業。他談到了自己從美學、文學、藝術以及許多女性同伴那裡得到的快樂，還像個孩子似地回憶起早年時見到馬克。吐溫的情景：「他容光煥發，穿著白衣服，還有頭銀白色的卷髮。」但是，格雷厄姆並沒有對股票喪失興趣，他在拉霍亞有一個賬戶，儘管他很少交易，但這位「證券分析之父」會來到經紀人那兒，在角落裡的一張不引人注目的桌子旁坐下，讀一本他所鍾愛的標準普爾的書。一位前來拜訪格雷厄姆的人曾在他的書桌上發現過一本希臘語的書，而在臥室裡則看到了一座羅丹的雕像。
在GEICO陷入困境的同時，格雷厄姆叫巴菲特和他一起合著《聰明的投資人》的修訂版。他們通過寫信互相聯繫，但是巴菲特發現自己和老師之間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分歧。巴菲特希望有部分內容關於如何確定「大型企業」
（比如：喜詩糖果公司），而格雷厄姆認為一般的讀者難以達到這一點。而且，格雷厄姆建議一個人投資于股票的資產額上限為75％，而巴菲特更為勇敢，他願意在合適的價位押上所有的賭注。於是巴菲特非常想放棄合著者的身分，而只願以「合作者」的身分在書裡被提到一下。
可笑的是，沒有什麼股票比GEICO股票更能暗示出兩人哲學上的分歧了。格雷厄姆說它缺少安全裕度——在公司瀕于破產時，它確實如此。而巴菲特認為如果管理能得到改良，這將是一個機會，於是他緊緊關注着它戲劇般的變動。
1976年4月份，GEICO舉行了它的年度會議，400個股東把華盛頓的希爾頓飯店擠得水洩不通。就是在這兒，股東們差點把公司的行政人員轟出這幢房子。不到一個月，佩克就被解僱了。一位43歲的旅遊公司的老手——約翰。
J.伯恩取代了他的位置。伯恩精力異常充沛，常常四處奔波着。在新澤
西，他前去拜訪了詹姆斯。希讓，州保險委員會委員，要求他提高利率。後來伯恩發現自己走投無路了，便從口袋裏抓出一張紙，猛地擲到希讓的桌子上，說道，「給你該死的執照，我們不再是新澤西州的公民了。」然後，他當場解僱了700名職工，並且通知全州30萬投保人去尋找別的承保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