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 P 126
巴菲特
作者：魯文斯坦
第126，共153。
當然它沒伯克希爾股價升得那麼快。到1990年，每位股東可從伯克希爾的這筆錢中為自己喜歡的慈善事業捐贈6美元，即巴菲特和蘇茜間接地捐了300萬。
這個計劃的經典之處還在於，它無須巴菲特掏腰包。這不是他個人或伯克希爾的幾千萬或上億財富中的一部分。他不為基金會掏一分錢。就連通過伯克希爾計劃的這些間接捐助也與他的40億財產全無關連。
巴菲特的吝嗇常常受到朋友們的批評。他們知道他很關心社會，也知道他沒把這些錢花在自己身上。從個人角度看，他們認為他相當「慷慨」——他們常用的一個詞。有個例外情況，就是他每年聖誕節都給兒時好友鮑勃。
拉塞爾的母親一小筆錢。 （這是從一次銀行失誤中被發現。）更典型的是，他在非經濟問題上是十分大方的，比如給別人手寫一些值得深思的短信，或為他們及時提供建議。但即使是親密朋友向他要錢或有用的東西時，他總是搪塞過去。
當作家喬福裡。科萬得知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成功的新聞節目《周末編排》遇到資金困難時，他向巴菲特打電話求助。如果《周末編排》不能馬上湊到5萬塊的話就得停播了。在這種社會壓力下，多數人多少會掏點錢的。
但巴菲特的個性相當強，他說「不」時，一點兒也不會感到不自然。他一毛錢也沒掏。另一個朋友安。蘭德斯常勸他不要把錢抓得太緊了。
她說她盡了最大的力來勸巴菲特對「能為世界做點什麼」感興趣。
他干的就是積累，賺錢，賺錢，積累。但為了什麼？他是買了架飛機，而且很喜歡。于
是我們以飛機舉例說：看看這架飛機為你帶來多少樂趣！如果你把部分錢捐出，你會感到有趣的。他只是笑了笑——賺錢、賺錢，有勁嗎？
巴菲特對慈善事業的嘲諷，有部分原因緣于70年代他與格林內爾大學的一件事。他的朋友說服他加入了該校的董事會，巴菲特把這個依阿華州的小藝術學校變成了經濟動力廠。在他的管理下，格林內爾花捐款中的1360萬元買下了代頓的一家電視台，4年後又以4800萬元賣出。但令他吃驚的是，他發現學校以他不喜歡的方式花了這筆橫財的一部分，這筆錢沒被用來提高教育質量就被教授們隨隨便便地花掉了。
這使他對高等教育大倒胃口，雖然他仍為許許多多學生提供獎學金。格林伯格說：「沃倫寧可被錢噎死，也不願意給大學寫支票。」當他的母親同佈達拉斯加大學的集資人來到他的辦公室時，他連門都不開——雖然他是該校橄欖球隊的狂熱球迷。
巴菲特的慈善觀多少有點像搞投資。他拒絶「多樣化」，寧可把錢投到某些「高效率」的事上，獲得最大的社會效益。而且他希望能監督他的捐款，因為他認為多數捐款的一部分都被管理人花在午餐上了。有一次做東請朋友們去拉古納海灘玩時，巴菲特提出了一個經過再三思考的問題：「如果你們必須為某種事業捐款，你們選哪種？」
他好像是在為可口可樂尋找一種慈善事業，一種國內的，可以逐漸減少社會投資需求的事業。這種想法在股票上可以，但對公共事業不太合適。因為需要錢的計劃，比如醫學研究很快就可以對病人產生效益。捐助人願意承擔一些損失。
但其他的如高雅藝術，用巴菲特的話是「對所有人都有益」，卻可能是件無意義的事。（雖然對「部分人有益」是有意義的，但如果沒人為博物館投資，那整個社會也就枯燥多了。）換句話說，衡量社會的進步不像測可口可樂的利潤那麼簡單。但巴菲特想看看「具體的結果」。
由於這些限制，他發現很難找到一種合適的公益事業。巴菲特基金會名義上是由格林伯格管理，實際則操縱在沃倫和他妻子手中。它的大部分收益是留作將來的捐贈的。到1990年，基金會從伯克希爾和它的各種股票中的收入是380萬元。
但它只捐贈了230萬。而當時它的資金已近1800萬，真像個小伯克希爾。它只為了少數經過仔細挑選的事業捐贈，而它的資產「不斷地積累」。
巴菲特對此有兩個主要理由。自從廣島事件以來，他一直擔心爆發核戰爭，而裁軍又不是普通公民力所能及的。巴菲特對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F.加南的研究很欣賞，後者在普林斯頓時是核裁軍的積極鼓吹者。1984年，巴菲特得知哈佛法學院的談判專家威廉。
尤格正從事研究防止發生突然戰爭的辦法。他請尤利到波士頓的裡茨—卡爾頓吃年飯，並非常有人情味地講述了自己對最後戰爭的擔心。談到中國時，他打了個比方，讓尤利預測一下將來的情況。他說比如桌子上有數千顆白石子，其中只有一塊黑的，假如有人每天撿走一塊石子。
那麼遲早，也許100年以後他會撿到那顆黑的。那就是核戰爭。
尤利曾提議在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建立「一些緩衝中心」，在那兒通過電話和傳真可以在危機時開通交流渠道。但尤利說，美國在里根總統任期內對蘇聯非常敵視。
巴菲特說：“你看，這就是人性的另一面。我們建立的體系可以毀滅全
世界。「他緊接著說：」我支持你，我要給你10萬美元。“（最後基金會實際提供的是20萬。）里根與戈巴契夫在日內瓦舉行首腦會談時，同意了建立緩衝中心，直至今日。
但直到冷戰結束，巴菲特對裁軍一直無能為力。
這個計劃的經典之處還在於，它無須巴菲特掏腰包。這不是他個人或伯克希爾的幾千萬或上億財富中的一部分。他不為基金會掏一分錢。就連通過伯克希爾計劃的這些間接捐助也與他的40億財產全無關連。
拉塞爾的母親一小筆錢。 （這是從一次銀行失誤中被發現。）更典型的是，他在非經濟問題上是十分大方的，比如給別人手寫一些值得深思的短信，或為他們及時提供建議。但即使是親密朋友向他要錢或有用的東西時，他總是搪塞過去。
當作家喬福裡。科萬得知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成功的新聞節目《周末編排》遇到資金困難時，他向巴菲特打電話求助。如果《周末編排》不能馬上湊到5萬塊的話就得停播了。在這種社會壓力下，多數人多少會掏點錢的。
但巴菲特的個性相當強，他說「不」時，一點兒也不會感到不自然。他一毛錢也沒掏。另一個朋友安。蘭德斯常勸他不要把錢抓得太緊了。
她說她盡了最大的力來勸巴菲特對「能為世界做點什麼」感興趣。
他干的就是積累，賺錢，賺錢，積累。但為了什麼？他是買了架飛機，而且很喜歡。于
是我們以飛機舉例說：看看這架飛機為你帶來多少樂趣！如果你把部分錢捐出，你會感到有趣的。他只是笑了笑——賺錢、賺錢，有勁嗎？
巴菲特對慈善事業的嘲諷，有部分原因緣于70年代他與格林內爾大學的一件事。他的朋友說服他加入了該校的董事會，巴菲特把這個依阿華州的小藝術學校變成了經濟動力廠。在他的管理下，格林內爾花捐款中的1360萬元買下了代頓的一家電視台，4年後又以4800萬元賣出。但令他吃驚的是，他發現學校以他不喜歡的方式花了這筆橫財的一部分，這筆錢沒被用來提高教育質量就被教授們隨隨便便地花掉了。
這使他對高等教育大倒胃口，雖然他仍為許許多多學生提供獎學金。格林伯格說：「沃倫寧可被錢噎死，也不願意給大學寫支票。」當他的母親同佈達拉斯加大學的集資人來到他的辦公室時，他連門都不開——雖然他是該校橄欖球隊的狂熱球迷。
巴菲特的慈善觀多少有點像搞投資。他拒絶「多樣化」，寧可把錢投到某些「高效率」的事上，獲得最大的社會效益。而且他希望能監督他的捐款，因為他認為多數捐款的一部分都被管理人花在午餐上了。有一次做東請朋友們去拉古納海灘玩時，巴菲特提出了一個經過再三思考的問題：「如果你們必須為某種事業捐款，你們選哪種？」
他好像是在為可口可樂尋找一種慈善事業，一種國內的，可以逐漸減少社會投資需求的事業。這種想法在股票上可以，但對公共事業不太合適。因為需要錢的計劃，比如醫學研究很快就可以對病人產生效益。捐助人願意承擔一些損失。
但其他的如高雅藝術，用巴菲特的話是「對所有人都有益」，卻可能是件無意義的事。（雖然對「部分人有益」是有意義的，但如果沒人為博物館投資，那整個社會也就枯燥多了。）換句話說，衡量社會的進步不像測可口可樂的利潤那麼簡單。但巴菲特想看看「具體的結果」。
由於這些限制，他發現很難找到一種合適的公益事業。巴菲特基金會名義上是由格林伯格管理，實際則操縱在沃倫和他妻子手中。它的大部分收益是留作將來的捐贈的。到1990年，基金會從伯克希爾和它的各種股票中的收入是380萬元。
但它只捐贈了230萬。而當時它的資金已近1800萬，真像個小伯克希爾。它只為了少數經過仔細挑選的事業捐贈，而它的資產「不斷地積累」。
巴菲特對此有兩個主要理由。自從廣島事件以來，他一直擔心爆發核戰爭，而裁軍又不是普通公民力所能及的。巴菲特對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F.加南的研究很欣賞，後者在普林斯頓時是核裁軍的積極鼓吹者。1984年，巴菲特得知哈佛法學院的談判專家威廉。
尤格正從事研究防止發生突然戰爭的辦法。他請尤利到波士頓的裡茨—卡爾頓吃年飯，並非常有人情味地講述了自己對最後戰爭的擔心。談到中國時，他打了個比方，讓尤利預測一下將來的情況。他說比如桌子上有數千顆白石子，其中只有一塊黑的，假如有人每天撿走一塊石子。
那麼遲早，也許100年以後他會撿到那顆黑的。那就是核戰爭。
尤利曾提議在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建立「一些緩衝中心」，在那兒通過電話和傳真可以在危機時開通交流渠道。但尤利說，美國在里根總統任期內對蘇聯非常敵視。
巴菲特說：“你看，這就是人性的另一面。我們建立的體系可以毀滅全
世界。「他緊接著說：」我支持你，我要給你10萬美元。“（最後基金會實際提供的是20萬。）里根與戈巴契夫在日內瓦舉行首腦會談時，同意了建立緩衝中心，直至今日。
但直到冷戰結束，巴菲特對裁軍一直無能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