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後來看過嗎？

巴菲特：沒有，我想它沒有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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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的問題是所羅門文化是否值得批評，莫舍是不是隻是個預兆。巴菲特反駁說，總的來說所羅門是光明正大的。它並不是「滿足違法行為」。但他認識到這次事件的起因是模糊的，所羅門文化也可能有部分責任。

「我想同樣的事在修道院就不會發生。」他承認。

多數問答都與戈弗洛德有關。巴菲特宣佈，他對莫舍的事的無聲支持是「不可思議和不可原諒的」。但是他對朋友讚許的描述並沒改變。

記者：您是否認為看錯了約翰。戈弗洛德？您對投資于所羅門後悔嗎？

巴菲特：兩個回答都是「不」。

三個小時的招待會很成功，巴菲特表現不俗。會後，他走進高級經理和分銷商所在的那個房間，宣佈了一條意料之中的消息：“公司由德里克管理。

升誰解僱誰都由他決定，不用給我打電話了。回見。“

然後他走進了附近的馬裡奧特旅館。一天之內他嘗到了報界、經理和職員間調解人的滋味。要拯救所羅門他得滿足此三方，當然還有公司客戶和債權人。近來還沒哪家投資銀行遇上此類危機後還能倖存的。

Ⅱ—戰爭時期

對所羅門來說，困難時期才剛剛開始。周一的《華爾街日報》悠悠地說道。也許有人問為什麼才開始。壞事結束了，壞人走了，但《華報》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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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盛頓，管理當局發誓要全面調查；所羅門的債權減少了。公司仍不能參加商業票據的市場交易。越來越多的顧客——康乃狄克、馬薩諸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僱員退休金體系和世界銀行放棄了所羅門。單個地看，這些打擊不足為慮；但一起來時就是一種危險了。

仔細想一想，「醜聞」仍在繼續，它把戈弗洛德的債券部變成了墳墓。

在幾條戰線上巴菲特奮力反擊。

星期一一大早，他把家中的電話號碼告訴了所羅門的幾位最高層領導人，還發了封信要求他們一發現有錯誤指揮的跡象就給他打電話。雖然這主要只有象徵意義，但這是簡單而有力的一招棋。多數總裁是不喜歡把電話打到家裡來的。

同一天，他和芒格去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主席裡查德。布萊頓，它是調查所羅門的主要機構。布萊頓這只糾察老鷹正準備把他的司法權擴大到債券市場。為維護他嚴厲的名譽，他警告來訪者，說他時刻準備着「為找一粒砂子而翻遍整個海灘。」

「如果有人不與你合作，就隨時給我們打電話，」巴菲特平靜地說，「20分鐘內我就為你換個新人。」

布萊頓被深深打動了。

回到紐約後，巴菲特開始集資。所羅門與人交易時把利率定得很高，誘使它們出售證券。到第一周結束時，全公司的資產開始解凍了。

緊接着巴菲特要求戈弗洛德的大律師福爾斯坦辭職，並請洛杉磯芒格。托爾斯的夥伴羅伯特。鄧漢放下手頭工作來接替這個位置。很要乾淨的鄧漢擔

任巴菲特的伯克希爾事務律師已有15個年頭了。「鮑勃，我很需要你。」巴菲特說。鄧漢覺得不好推辭。

最大的擔憂來自司法部的制裁。巴菲特知道在打官司時公司是不能營業的。如果它被控有罪，公司就几乎全垮了。（許多委託人是不許與罪犯有業務往來的，普通公司也很少這麼幹。

）現在只有一個希望：全力與政府合作，爭取緩刑。沃其泰爾。利普頓說：「這真是個漫長的槍斃過程。」司法部是很少同意放棄對明顯非法案件的制裁的。

巴菲特能採用的策略只有一個。他本能地減少了與對手的衝突，但他是無須戰鬥而取得勝利的專家。不費口舌、不使手段他就當選了。他害怕引起別人的敵意，因為他知道，別人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發現——只要不發生衝突——忠心耿耿是很快會有好報的。

他就是如此讓凱。格雷厄姆信任他，讓斯坦。利普希拯救了他的布法羅，讓證券交易委員會放棄了對藍籌的調查的。

現在他不得不與調查所羅門的人合作，在指控人面前低聲下氣，如實協助司法部取證。也只有巴菲特會公開表明對此醜聞負個人責任，不但要洗清污點，還要誠摯地懺悔。

該事件還牽涉到政治因素，當時的敵意是公開的、明顯的。由於以前的醜聞和《撒謊者的撲克》的影響，公眾先入為主地以為所羅門從頭到腳都是腐敗的。曾因對S＆L慘敗而威信掃地的執法人員和許多國會議員也抓住所羅門事件，作為展現自己「作風嚴厲」的好機會。他們好像也急於先下結論一樣，調查所羅門的德克薩斯州民主黨議員J.J.比格公開宣稱：「我擔心這不是僅有的越軌行為，所羅門還會大翻車的。」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布萊頓把所羅門當作傑克塞重演，他雪片般地發出了135張傳票並要求提供信息。

與波亞斯基與彌爾根比，莫舍當然只能算小打小閙。但他膽敢頂撞財政部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華爾街的傲慢，這比任何具體罪行更令公眾反感。

從某個意義上看，所羅門是最傲慢的。「不只是彌爾根，」所羅門的一個老經理說，「我們也能玩美國的政府債券。」

當夏天過去的時候，華盛頓正以它獨有的方式沸沸傳揚「所羅門醜聞」。

馬基在勞動節後兩天就訂了聽證會席位並請巴菲特當主要證人，參議院也安排了一周的聽證會。

所羅門的主要說客貝爾很機靈地讓巴菲特率先去拜望了幾位審訊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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