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與知識之間這種密切的聯繫，乃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兩人的特色。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存在於一切的希臘思想之中，而與基督教的思想相對立。在基督教的倫理裡，內心的純潔才是本質的東西，並且至少是在無知的人和有學問的人之間同樣地可以找得到的東西。希臘倫理學與基督教倫理學之間的這一區別，一直貫穿到今天。

辯證法，也就是說以問答求知識的方法，並不是蘇格拉底發明的。辯證法似乎是由巴門尼德的弟子芝諾首先系統地加以使用的；在柏拉圖對話錄的《巴門尼德篇》裡，芝諾以這種方法對付了蘇格拉底，正如柏拉圖在別處說蘇格拉底以這種方法對付別人一樣。但是我們有種種理由可以設想，蘇格拉底使用了並且發展了這種方法。我們已經看到，在蘇格拉底被判死刑時，他就快樂地懷想到，在另一個世界裡他可以繼續永遠地提問題，而且不可能再被人處死，因為他將會是不死的。當然，如果他使用辯證法的方式真是象《申辯篇》中所描寫的那樣，那末別人對他的仇視就很容易解釋了：全雅典的妻子們都會結合在一片來反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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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的方法只適用於某些問題，而不適用於另一些問題。也許這可以幫助我們決定柏拉圖的研究的特點，因為他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加以處理的東西。而且通過柏拉圖的影響，後來大多數的哲學家們都曾為他的這種方法造成的侷限所束縛。

某些東西顯然是不宜于用這種方式來處理的——例如，經驗科學。的確伽利略曾用對話錄宣揚過他的理論，但那僅僅是為了要克服人們的偏見，——他那些發現的正面理由不用極大的矯揉造作是不能插進到對話錄裡面來的。在柏拉圖的著作裡，蘇格拉底總好象是隻不過在引出被詰問者所已經具有的知識罷了；由於這種緣故，他就把他自己比做是一個助產士。但是當他在《斐多篇》和《美諾篇》中把這種方法運用於幾何學問題的時候，他就必須問到一些為任何法官所不能允許的引導性的問題了。這種方法是與回憶說相諧合的，因為按照回憶說，我們的學習只是由於記憶起來了我們在前生所已經知道的東西。但與這種觀點相反的，讓我們考慮一下用顯微鏡所做出的任何一種發見吧；比如說細菌傳播疾病，我們很難認為，這種知識是可以用問答的方法就能夠從一個本來對此一無所知的人那兒推引出來的。

蘇格拉底的處理方法所適用的，乃是那些我們對之已有足夠的知識而可以達到正確結論的事物，但由於我們思想混亂或者缺乏分析的緣故而未能對於我們所知的東西加以最好的邏輯的使用。象「什麼是正義」這樣一個問題，顯然是適于以柏拉圖式的對話來加以討論的。我們大家都在隨便地使用「正義的」或「非正義的」這些字，只要考查一下我們使用這些字的方式，我們就可以歸納出來最能與習慣相符合的那種定義。這裡所需要的，只是關於問題中的這些字應如何使用的知識。但是當我們的探討得出了結論時，我們所做出的只不過是一樁語言學上的發見，而並不是一樁倫理學上的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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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也很可以把這種方法很有益地應用於稍為廣泛的一類情況中。只要所爭論的是邏輯的事情而不是事實的事情，那末討論就是發現真理的一種好方法。例如，假使有人說，民主制是好的，但凡是具有某種意見的人卻應該不許投票；那末我們就可以斷定這個人是不一貫的，並且可以向他證明，他的兩種說法之中至少有一種必定或多或少是錯誤的。邏輯的錯誤，我以為，要比許多人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實際重要性；它能使犯這種錯誤的人輪流地在每一個題目上都採取為自己所愜意的見解。任何一套邏輯上一貫的學說都必定有着某些部分是令人痛苦的，並且與流行的成見是相反的。辯證的方法——或者，更廣義地說，無拘無束地辯論的習慣——是有助于增進邏輯的一貫性的，因而在這方面便是有用的。但是當其目的是要發見新事實的時候，這種方法便完全行不通了。也許我們可以把「哲學」就定義為是用柏拉圖的方法所可能追求到的全部探討的總和。但是如果這一定義是妥當的話，那乃是由於柏拉圖對於後世哲學家們有影響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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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比較《使徒行傳》第5章，第29節。

①在《雲》一劇中，蘇格拉底被寫成是否認宙斯存在的。

①我引柏拉圖一般用的是周維特（Jowett）的譯本。

第十二章

斯巴達的影響

要瞭解柏拉圖，其實，要瞭解後來許多的哲學家，就有必要先知道一些斯巴達的事情。斯巴達對希臘思想起過雙重的作用：一方面是通過現實，一方面是通過神話；而兩者都是重要的。現實曾使斯巴達人在戰爭中打敗了雅典，神話則影響了柏拉圖的政治學說以及後來無數作家的政治學說。神話的充分發展，見于普魯塔克的《萊庫格斯傳》；書中所讚頌的理想一大部分就形成了盧梭、尼采和國家社會主義①的學說。在歷史上，這種神話甚至于比現實還更加重要；然而我們將從現實開始。因為現實是神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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