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的德只能是少數人的，亞里士多德的這種觀點在邏輯上是和他把倫理學附屬於政治學的觀點相聯繫着的。如果目的是在於好的社會而非好的個人，那末好的社會可以是一個有着隷屬關係的社會。在管絃樂裡第一小提琴要比雙簧管更重要得多，雖說兩者對於全體的優美都是必需的。給予每一個人以對於作為一個孤立的個人來說是最好的東西，——根據這條原則是不可能組織成一支管絃樂隊的。同樣情形也適用於近代的大國政府，不管它是多麼的民主。近代民主國家與古代民主國家不同，它把大權交給了某些特選的個人，例如總統或者首相，並且必然要期待着他們具有種種不能期待于平凡的公民的優點。當人們不是以宗教的或政治爭論的詞句來思想的時候，人們大都會認為一個好總統要比一個好瓦匠更受人尊敬。在民主國家裡，一個總統並不被人期待成為完全象亞里士多德的恢宏大度的人的那種樣子，然而人們卻仍然期待他能與一般的公民有所不同，並且能具有某些與他的職位相關的優點。這些特殊的優點也許並不被人認為是「倫理的」，但那乃是因為我們使用這個字的意義要比亞里士多德使用這個字的意義來得更狹隘得多。

基督教教條的結果，使得道德與別的優點之間的區別變得要比希臘的時代更為尖鋭得多。一個人能成為大詩人或大作曲家或大畫家，這是一個優點，但卻不是道德的優點；我們並不認為他具有了這種才幹就是更有德的，或者是更容易進入天堂的。道德的優點僅僅涉及于意志的行為，也就是說在各種可能的行為途徑中能做出正當的選擇來。①人們不會因為我不知道怎樣寫歌劇，而責備我不曾寫出歌劇來。正統的觀點是：只要有兩種可能的行為途徑時，良心就會告訴我說哪一條是正當的，而選擇另一條便是罪惡。德行主要的是在於避免罪惡，而不在於任何積極的東西。我們沒有理由要期待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比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或者一個聰明人比一個愚蠢的人，在道德上更為優越。於是許多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優點，就以這種方式而被排斥在倫理學的領域之外了。在近代的用法上，「不道德的」這個形容詞要比「不可願望的」這個形容詞的範圍更狹隘得多。意志薄弱是不可願望的，但並非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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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許多近代哲學家不曾接受這種倫理觀點。他們認為應該首先給善下定義，然後再說我們的行為應該怎樣才能實現善。這種觀點更有似於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因為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就是善。的確，最高的善是隻為哲學家才敞開大門的，但是對亞里士多德來說，這一點卻並不能成為對於這種理論的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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