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史 P 207
西方哲學史
作者：羅素
第207，共341。
威克利夫原系善終，但會議卻下令掘出他的骸骨加以焚燬。會議運動的支持者們是急於擺脫違背正統教義的任何嫌疑的。
康斯坦斯全教會議輓救了分裂，但它卻想作更多的事，並以一個君主立憲體制來代替教皇專政。馬丁五世在當選之先許下很多諾言；有些他遵守了，有些他破壞了。他同意每七年召集一次全教會議的教令，並一貫嚴格地遵守着它。康斯坦斯宗教會議于公元1417年解散，一個新會議——事後證明並不重要——召開于公元1424年；以後，即公元1431年，在巴澤爾召開了另一次會議。馬丁五世適在這時死去，他的繼承人尤金尼烏斯四世于整個任期中一直和那些掌握會議的革新家進行着激烈的鬥爭。他解散了會議，但會議卻拒不承認這種解散；公元1433年他曾讓步過一段時期。但在公元1437年又重新下令解散它。雖然如此，會議卻一直進行到公元1448年，這時教皇獲致全勝一事已為眾所周知了。公元1439年會議因宣佈廢黜馬丁五世另外選立一位敵對教皇（歷史上最後的一個）而失去了輿論的同情。但這人卻几乎隨即辭職。
同年尤金尼烏斯四世在費拉拉另自召開了一個會議，並藉此抬高了他的威信。那裡的希臘教會因過分恐懼土耳其人，而向羅馬作出名義上的歸順。這樣一來教廷在政治上聲勢大振，但同時它的道德威望卻大大地削弱了。
威克利夫（大約公元1320—1384）以其生平和學說，說明了十四世紀教廷權威的衰落。他和以前的經院學者不同，既非修道僧，又非托鉢僧，而是一個俗世的祭司。他在牛津享有盛名，並于公元1372年獲得了牛津神學博士學位。他在巴裡歐學院當過短期的院長。他是最後一位重要的牛津經院學者。作為一個哲學家，他不是進步的；他是個實在論者，與其說是個亞里士多德主義者毋寧說是個柏拉圖主義者。他不同意某些人的主張，而認為上帝的命令不是恣意的；現實世界並非諸可能世界中的一個，而是一個唯一可能的世界，因為上帝是有選擇最善的義務的。使他成為一個有趣人物的並不在於這些事，同時他對這些事也似乎不大感覺興趣。因為他竟從牛津大學引退為一個鄉間教士。在他生涯最後的十年中，他當了敕命路特渥爾茲教區的祭司，然而他卻繼續在牛津大學講學。
威克利夫的思想發展得異常緩慢，這是令人注意的。公元1372年，在他五十歲或五十多歲的那年還信奉着正統教義；但在這個年代以後，很明顯，他卻變成了一個異端。他所以信奉異端則似乎完全出於道義感的迫使——他對窮人的同情，和他對富有世俗僧侶的嫌惡。起初，他對教廷的攻擊只限於政治和道德方面而不涉及教義方面；只是由於被迫，他才逐漸地走上了更加廣泛的反抗道路。
威克利夫之脫離正統教義，始於公元1376年在牛津所作的一系列講義「論公民統治權」。他提出只有正義才配享有統治權與財產權；不義的僧侶是沒有這些權益的；至于一個教士應否保留其財產則必須由俗界政權來決定。他更進一步地教導說財產是罪的結果，基督和信徒們沒有財產，因此，僧侶也應該無產。這些教義觸犯了托鉢僧以外的所有教士。英格蘭政府卻歡迎這些教義，因為教皇經常從英格蘭調走巨額的貢賦，而這種不讚成從英格蘭送金錢給教皇的教義是對政府有利的。這種情況特別在教皇屈從法蘭西，而英格蘭又同法蘭西交戰時顯得更為突出。理查二世（RiohardⅡ）幼年時代的當權者，剛特人約翰盡久地照拂了威克利夫。與此相反，格雷高裡九世卻譴責了威克利夫講學論著中存在的十八種論點，指控這些論點導源於巴都阿人馬西哥利歐。威克利夫被召往一個由主教們組成的法庭上受審，然而女皇和暴民卻保護了他，同時牛津大學也拒不承認教皇對該大學教師有司法權。（英格蘭各大學甚至在那些年代中，就相信應有學術的自由。）
公元1378—1379年間，威克利夫繼續寫作了一些學術性的論著，他主張國王是上帝的代理者，而主教是應該服從國王的。及至大分裂到來以後，他更變本加厲地為教皇打上敵基督者的烙印，又說承認‧君‧士‧坦‧丁‧的‧賜‧予一事使得以後的歷代教皇都成為叛教者。他把拉丁文聖經譯成英文；並以俗界僧眾建立了「貧苦祭司」僧團。（他因這項措施終於得罪了托鉢僧。）他派遣「貧苦祭司」作巡迴傳道士，着重在貧民中進行傳道工作。最後，當他攻擊祭司權時，他進而否認了化體說，把化體說稱作一樁欺騙和瀆神的蠢事。在這一點上剛特人約翰曾下令命他緘口。
公元1381年瓦特‧泰勒所領導的農民起義，使威克利夫陷入更加困難的處境。我們雖然沒有證據說明他積極地鼓動過這次起義，但他卻和在類似事件中的路德有所不同，他曾避免譴責起義。起義軍中的一個領袖，約翰‧鮑勒，這個社會主義的，被人剝奪了僧職的祭司曾讚揚過威克利夫，這事曾使得威克利夫十分困窘。約翰‧鮑勒早在公元1366年遭到了破門處分，但這時威克利夫仍在信奉正統教義。因此我們可以設想約翰‧鮑勒必定是獨自形成了自己的見解的。威克利夫的共產主義的見解，雖然無可置疑地受到了「貧苦祭司」的傳播，但他這些見解都是用拉丁文寫的，所以一般農民是無法直接讀懂的。
令人驚訝的是威克利夫並沒有因為他的見解和民主活動而遭到更多的災難。牛津大學儘量地保衛他抗擊那些主教們。
康斯坦斯全教會議輓救了分裂，但它卻想作更多的事，並以一個君主立憲體制來代替教皇專政。馬丁五世在當選之先許下很多諾言；有些他遵守了，有些他破壞了。他同意每七年召集一次全教會議的教令，並一貫嚴格地遵守着它。康斯坦斯宗教會議于公元1417年解散，一個新會議——事後證明並不重要——召開于公元1424年；以後，即公元1431年，在巴澤爾召開了另一次會議。馬丁五世適在這時死去，他的繼承人尤金尼烏斯四世于整個任期中一直和那些掌握會議的革新家進行着激烈的鬥爭。他解散了會議，但會議卻拒不承認這種解散；公元1433年他曾讓步過一段時期。但在公元1437年又重新下令解散它。雖然如此，會議卻一直進行到公元1448年，這時教皇獲致全勝一事已為眾所周知了。公元1439年會議因宣佈廢黜馬丁五世另外選立一位敵對教皇（歷史上最後的一個）而失去了輿論的同情。但這人卻几乎隨即辭職。
威克利夫（大約公元1320—1384）以其生平和學說，說明了十四世紀教廷權威的衰落。他和以前的經院學者不同，既非修道僧，又非托鉢僧，而是一個俗世的祭司。他在牛津享有盛名，並于公元1372年獲得了牛津神學博士學位。他在巴裡歐學院當過短期的院長。他是最後一位重要的牛津經院學者。作為一個哲學家，他不是進步的；他是個實在論者，與其說是個亞里士多德主義者毋寧說是個柏拉圖主義者。他不同意某些人的主張，而認為上帝的命令不是恣意的；現實世界並非諸可能世界中的一個，而是一個唯一可能的世界，因為上帝是有選擇最善的義務的。使他成為一個有趣人物的並不在於這些事，同時他對這些事也似乎不大感覺興趣。因為他竟從牛津大學引退為一個鄉間教士。在他生涯最後的十年中，他當了敕命路特渥爾茲教區的祭司，然而他卻繼續在牛津大學講學。
威克利夫的思想發展得異常緩慢，這是令人注意的。公元1372年，在他五十歲或五十多歲的那年還信奉着正統教義；但在這個年代以後，很明顯，他卻變成了一個異端。他所以信奉異端則似乎完全出於道義感的迫使——他對窮人的同情，和他對富有世俗僧侶的嫌惡。起初，他對教廷的攻擊只限於政治和道德方面而不涉及教義方面；只是由於被迫，他才逐漸地走上了更加廣泛的反抗道路。
威克利夫之脫離正統教義，始於公元1376年在牛津所作的一系列講義「論公民統治權」。他提出只有正義才配享有統治權與財產權；不義的僧侶是沒有這些權益的；至于一個教士應否保留其財產則必須由俗界政權來決定。他更進一步地教導說財產是罪的結果，基督和信徒們沒有財產，因此，僧侶也應該無產。這些教義觸犯了托鉢僧以外的所有教士。英格蘭政府卻歡迎這些教義，因為教皇經常從英格蘭調走巨額的貢賦，而這種不讚成從英格蘭送金錢給教皇的教義是對政府有利的。這種情況特別在教皇屈從法蘭西，而英格蘭又同法蘭西交戰時顯得更為突出。理查二世（RiohardⅡ）幼年時代的當權者，剛特人約翰盡久地照拂了威克利夫。與此相反，格雷高裡九世卻譴責了威克利夫講學論著中存在的十八種論點，指控這些論點導源於巴都阿人馬西哥利歐。威克利夫被召往一個由主教們組成的法庭上受審，然而女皇和暴民卻保護了他，同時牛津大學也拒不承認教皇對該大學教師有司法權。（英格蘭各大學甚至在那些年代中，就相信應有學術的自由。）
公元1378—1379年間，威克利夫繼續寫作了一些學術性的論著，他主張國王是上帝的代理者，而主教是應該服從國王的。及至大分裂到來以後，他更變本加厲地為教皇打上敵基督者的烙印，又說承認‧君‧士‧坦‧丁‧的‧賜‧予一事使得以後的歷代教皇都成為叛教者。他把拉丁文聖經譯成英文；並以俗界僧眾建立了「貧苦祭司」僧團。（他因這項措施終於得罪了托鉢僧。）他派遣「貧苦祭司」作巡迴傳道士，着重在貧民中進行傳道工作。最後，當他攻擊祭司權時，他進而否認了化體說，把化體說稱作一樁欺騙和瀆神的蠢事。在這一點上剛特人約翰曾下令命他緘口。
公元1381年瓦特‧泰勒所領導的農民起義，使威克利夫陷入更加困難的處境。我們雖然沒有證據說明他積極地鼓動過這次起義，但他卻和在類似事件中的路德有所不同，他曾避免譴責起義。起義軍中的一個領袖，約翰‧鮑勒，這個社會主義的，被人剝奪了僧職的祭司曾讚揚過威克利夫，這事曾使得威克利夫十分困窘。約翰‧鮑勒早在公元1366年遭到了破門處分，但這時威克利夫仍在信奉正統教義。因此我們可以設想約翰‧鮑勒必定是獨自形成了自己的見解的。威克利夫的共產主義的見解，雖然無可置疑地受到了「貧苦祭司」的傳播，但他這些見解都是用拉丁文寫的，所以一般農民是無法直接讀懂的。
令人驚訝的是威克利夫並沒有因為他的見解和民主活動而遭到更多的災難。牛津大學儘量地保衛他抗擊那些主教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