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自覺上並不是浪漫主義者；確實，他對浪漫主義者常常有嚴厲的批評。在自覺上，他的看法是希臘式的，但是略去了奧爾弗斯教義成分。他佩服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們，畢達哥拉斯除外。他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有密切的親緣關係。亞里士多德講的「雅量人」非常像尼采所謂的「高貴人」，但是大體上說他認為自蘇格拉底以下的希臘哲學家們都比不了他們的前輩。他無法寬恕蘇格拉底出身卑賤；他把他稱作「roturier（平民）」，並且責斥他以一種民主的道德偏見敗壞雅典的貴族青年。尤其是柏拉圖，由於他對教化的興趣而受到尼采的譴責。不過尼采顯然不十分高興譴責他，所以為了原諒他，又暗示或許他並非真心實意，只是把美德當作使下層階級守秩序的手段來提倡罷了。尼采有一回把柏拉圖說成是個「了不起的卡留斯特羅」。他喜歡德謨克里特和伊壁鳩魯，可是他對後者的愛慕如果不解釋成其實是對盧克萊修的景仰，似乎有些不合道理。

可能預料得到，他對康德評價很低，他把他叫作「la Rousseau（盧梭式的）道德熱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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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尼采批評浪漫主義者，他的見解有許多倒是從浪漫主義者來的；他的見解和拜倫的見解一樣，是一種貴族無政府主義的見解，所以我們看到他讚美拜倫是不感詫異的。他打算一人兼有兩組不容易調和的價值：一方面他喜歡無情、戰爭和貴族的高傲；另一方面他又愛好哲學、文學和藝術，尤其愛好音樂。從歷史上看，這些種價值在文藝復興時期曾經是共存的；尤理烏斯二世教皇既為勃羅納而戰，又任用米凱蘭基羅，他或許可以當作尼采希望看到掌握政權的那種人。尼采和馬基雅弗利這兩人儘管有一些重要差別，拿尼采來跟馬基雅弗利相比是很自然的。談到差別：馬基雅弗利是個辦理實際事務的人，他的意見是由於和公務密切接觸而形成的，同他的時代是協調的；他不迂闊，也不成體系，他的政治哲學簡直不構成連貫的整體。反之，尼采是大學教授，根本上是個書齋人物，是一個與當時彷彿占優勢的政治、倫理潮流有意識對立的哲學家。然而兩人的相似點更深一層。尼采的政治哲學和《邦主鑒》（非《羅馬史論》）裡的政治哲學是類似的，固然是詳細完成了，應用到較廣的範圍。尼采和馬基雅弗利都持有一種講求權力、存心反基督教的倫理觀，固然在這方面尼采更為坦率。拿破崙對於尼采說來，就相當於凱薩‧鮑吉亞對於馬基雅弗利：一個讓藐小的敵手擊敗的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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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對各派宗教及哲學的批評，完全受着倫理上的動機的主使。他讚美他認為（這或許正確）在身為貴族的少數者才可能有的某種氣質；依他的意見，多數者應當只是極少數人完成優越性的手段，不可認為他們有要求幸福或福利的獨立權利。他提起普通人，習慣上稱作「粗製濫造的」，假如他們的受苦受難對產生偉人是必需的，他認為這件事就無可反對。因而，從1789年到1815年這段時期的全部重要性都在拿破崙身上得到總結：「法國大革命使拿破崙得以出現，這就是它的正當理由。假使我們的全部文明混亂崩潰的結果會是這種報償，我們便應該希求混亂崩潰。拿破崙使民族主義得以實現，這即是後者的理由。」他說，本世紀裡差不多一切遠大的希望都來自拿破崙。

他愛以逆理誖論的方式發表意見，目的是要讓守舊的讀者們震驚。他的作法是，按照通常涵義來使用「善」、「惡」二字，然後講他是喜歡「惡」而不喜歡「善」的。他的《善惡之彼岸》（BeyondGoodandEvil）這本書，實際上旨在改變讀者關於善和惡的看法，但是除有些時候而外，它卻自稱是歌頌「惡」而貶斥「善」的。例如，他說把追求善勝利、惡絶滅這件事當成一種義務，是錯誤的；這是英國式的看法，是「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那個蠢蛋」的典型貨色；他對穆勒這人是懷着特別惡毒的輕蔑的。關於穆勒，他說道：

「他講『對一個人說來正當的事，對另一個人說來也正當』；『你不願意旁人對你做的事，你也不要對旁人做』；說這些話使我對此人的庸俗感到憎惡。這種原則樂於把人與人的全部交道建立在相互效勞上，於是每一件行動彷彿都成了對於給我們所做的事情的現錢報酬。其中的假定卑鄙到極點：認為我的行動與你的行動之間在價值上有某種相當是理所當然的。」

跟傳統美德相反的真正美德，不是為人人所有的，而始終應當是貴族少數者的特色。這種美德不是有利可圖的東西，也不是叫人謹慎；它把具備它的人同其他人隔離開；它敵視秩序，加害于劣等人。高等人必須對庶民開戰，抵制時代的民主傾向，因為四面八方都是些庸碌之輩攜起手來，圖謀當主人。「一切縱容、軟化、和把『民眾』或『婦女』舉在前面的事情，都對普選制——也就是『劣』民統治——起有利的作用。」引人入邪道的是盧梭，因為他把女人說得很有趣；其次是哈麗艾特‧比徹‧司托和奴隷們；其次是為工人和窮人而戰的社會主義者。所有這些人都應當加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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