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一年三月，我被關在刑部監獄裡，親眼看到死後從牢牆的洞口被拖出去的犯人，每天有三、四個，有位曾任過洪洞縣令的杜君，站起來對我說：「這是發生了瘟疫。現在天時正常，死的人還不多，往年多到每天要死十幾個。」我向他詢問原因，杜君說：「這種疾病非常容易傳染，得了瘟疫的人，即使是他的親屬也不敢陪伴他同起同臥。而獄中設立了四個老監，每監分五個牢房。看管犯人的獄卒住在正中那間。他在前面牆上開一個窗戶照明，屋頂開一個天窗通氣。兩旁四間則沒有窗戶，但是關押的犯人常常多達二百多個。每到傍晚就鎖門，犯人的大小便都拉在牢裡，臭氣與食品的氣味相混雜。到了寒冬，貧窮的犯人就睡在地上，春天一到，很少不生病的。獄中的老規矩，天快亮時才開鎖。到了半夜，活人和死人腳挨腳、頭並頭而睡，沒有辦法迴避，這樣得傳染病的人就多了。令人奇怪的是，那些大盜、慣賊、殺人要犯，卻體質強壯，精力旺盛，被傳染上疾病的十個中不到一、二個，即使有的得了病，隨即又痊癒了。那些接連死去的，都是因輕罪被關押的人，以及被牽連作證而依法不該判罪的。」我說：「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為什麼刑部監獄關押的犯人如此之多？」杜君說：「近年打官司，案情較重的，京兆獄和五城御史衙門都不敢擅自判決；加上九門提督所搜捕查究的犯人，都歸刑部拘禁。而十四司正副郎官中乘機營私者以及掌理文書的小吏、獄官、小卒，都把多關押人視作有利可圖，所以，稍有牽連的人，一定千方百計拘捕到。一旦投入監獄，不問有罪無罪，必定戴上手銬腳鐐，關進老監，使他們痛苦不堪，然後勸誘他們尋找保證人，繳納保證金，才放他遷出獄外，獄官估計他家財產來定敲詐的數額，得錢後官吏就坐地分臓。中產以上的家庭，都傾盡家財去找人取保，次一等的人家，只求脫掉鐐銬，住在監獄外的板屋，也得化費數十兩銀子；只有極其貧困而又無依靠的囚犯，則被銬得很緊，以作為樣子來警告其餘的犯人。有時同是一個案子，案情罪行嚴重的，反而能居住在監獄外，而罪輕或無罪的人卻遭受其害。這些人憂憤積結，飲食起居又不正常，一旦染病，又缺醫少藥，所以往往死去。」我見皇上有愛惜生靈的品德，和以往那些好皇帝一樣，每次審察判決書，必然能在被判死刑的犯人中尋求出一些可以放生的人，而如今無辜者竟然到了這個樣子。假使仁人君子向皇上直言：除死刑犯以及發配到邊遠地充軍的重刑犯外，那些罪行較輕以及受牽連還沒有結案定罪的犯人，可以另外關在一座監獄裡，不給他們上手銬和腳鐐，這樣，所保全而活下來的人能數得清嗎！或者說：「監獄原有的五個牢房，定名為臨時拘留所，讓那些正在打官司而沒有結案定罪的人住。這樣即使實行過去的規章制度，也可以稍有補益。」杜君說：「皇上開恩，凡犯罪官員住板屋；如今貧困犯人轉到老監關押，而大盜中卻有住板屋的人，這裡面是可以仔細查究的啊！不如安置在另一所監獄裡，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同我一起被捕的朱老先生、姓余的青年，和獄中的同官縣僧某，先後得了傳染病死去，都是不應該判重罪的。又有某人因兒子不孝控告他兒子，左右鄰居也被牽連關押在老監，呼天喊地一直到天亮。我十分感慨，並以杜君所說的話廣泛核實，大家所說的都相同，於是我就寫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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