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興亡史 P 104
羅馬帝國興亡史
作者：吉本
第104，共319。
按照神聖教義的嚴格說法，第一位基督教皇帝直到他臨死以前是不配使用這個頭銜的；因為他只是在他最後一次患病時，才以教友的身份舉行了按手禮，然後才又按慣例接受洗禮，成為教徒的。
君士坦丁對基督教的態度實際應該說是比較模糊，而且是有所保留的。
要真正弄清這位帝王如何先自稱為教會的保護者，後又自稱是該教會教徒的這個緩慢得几乎讓人難以覺察的過程，必須要有十分細心和精確的研究態度才行。
對他來說，要消除原來所受教育使他養成的各種習慣和偏見，轉而承認基督的神聖權威，並認清他的啟示和自己原來崇拜的多神教完全不能相容等等，都必須經過一段非常艱難的過程。也許在他的思想上曾經經受過的困擾一定曾教導他，在推進帝國的宗教改革的重大問題上必須採取謹慎的態度；他對他的一些新觀點也總在能安全而有效地加以推行的情況下，才不露聲色地表露出來。
在他的整個統治時間，基督教像一條緩慢但逐漸加快的河流向前流動着：但它的總的前進方向卻不時受到當時變化不定的局勢和那位專制君主的小心謹慎，也許還有一時心血來潮的阻撓或誘導。他允許他的大臣們用各種最適合于表達他們各自的原則的不同的語言來說明主子的意旨；為了巧妙地使他的臣民在希望和恐懼之間獲得平衡，他在同一年發佈了兩條敕令，一條是下令實行莊嚴的禮拜日大休假制度，另一條是命令定期實施腸卜祭祀活動。在這場大革命還處于前途未卜狀態的時期，基督教徒和異教徒都同樣以十分急切的心情注視着他們的君王的行動，但二者的心境卻恰恰相反。基督教徒們出於不斷高漲的熱情和虛榮感，儘量誇大他對基督教的偏愛和對上帝的忠誠。而那些異教徒在他們事出有因的恐懼心理尚未轉變為失望和仇恨之前，一直力圖對世人，甚至對他們自己，也避而不談羅馬的諸神已不可能仍把這位皇帝視為他們的信徒了。
正是這種類似的熱情和偏見，使得當時懷有偏見的作家把基督教公然大為風行的情況和羅馬史上最為輝煌，也或者最為骯髒的君士坦丁的統治時期聯繫在一起了。
不管君士坦丁在他的講話或行動中，曾如何透露出對基督教的虔誠，但他卻直到接近40歲時仍一直堅持奉行舊教的各種儀式；他這種在尼科米底亞的宮廷中發生也許會被認為是出於恐懼的行徑，也可以認為是這位高盧統治者的思想傾向或政策的結果。他的慷慨做法使得多神教的殿堂也得以恢復並富足起來；他的帝國鑄造廠出產的紋章上都鑄有朱庇特和阿波羅、瑪爾斯和赫耳枯勒斯的圖像和象徵。他對父親君士坦提烏斯的孝心使這奧林匹斯山的眾神像中又增加了他父親神聖化了的形象。
但君士坦丁所最敬奉的卻是希臘和羅馬神話中的太陽神阿波羅；他還特別喜歡人們把自己比作光和詩之神的化身。那位神靈的百發百中的神箭，他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他的用月桂枝做成的花冠和不朽的英姿似乎都表明他正是一位年輕英雄的保護人。
阿波羅的聖壇上總是堆滿了君士坦丁熱心奉獻的供品；對他那些輕信的平民卻儘量讓他們相信他們的皇帝受到神的特許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他的保護神的威儀；而且不論他在清醒時還是在和神相悟的時候都會有種種吉兆表明他將是永久的和常勝的統治者。太陽被廣大人民普遍作為君士坦丁的無敵的指引者和保護神；而異教徒們則顯然有理由完全相信他的忘恩負義的信徒如缺乏虔誠，冒犯了這一神靈，他便會毫不留情地進行報復。
在君士坦丁對這幾個高盧省份實行有限統治的時期，他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這位親王的權威和他所制訂的法律的保護，至于維護眾神榮耀的事他明智地把它全留給他們自己去解決。
如果我們真能相信君士坦丁自己所講的話，他說他曾懷着十分憤怒的情緒，親眼見到羅馬士兵對一些僅僅由於宗教信仰不同的罪犯改採取的野蠻的殘暴行徑。在西部和東部他看到了實行暴政和寬容政策的不同結果；而且前者以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伽勒裡烏斯的行為為例，使他更加覺得難以容忍，後者卻在他垂死的父親的權威和忠告下使他不能不加以效法。
這便使得這個君士坦提烏斯的兒子毅然終止或廢除了那些帶有迫害性的敕令，並給予所有公開宣稱自己是教會成員的人以從事各自的宗教活動的自由。他們因此也便很快就對他們的這位早已暗自對基督的名字和基督教的上帝表示由衷尊敬的君王的仁德和公正產生了信任。
對基督教表示寬容的敕令在征服意大利約5個月後，羅馬皇帝通過聞名遐邇的米蘭敕令莊嚴而明確地聲明了他的主張。這道敕令恢復了正統基督教會的和平。西部兩位君主在一次面對面會晤中，在聰明才智和權勢地位上都略勝一籌的君士坦丁使對手李錫尼烏斯欣然同意與他聯合。這兩個名字和政權的聯合使震怒的馬克西米安不敢輕舉妄動。在這東部暴君死去之後，米蘭敕令就成了羅馬世界通行的基本法。
這兩位皇帝英明地重新恢復了基督教徒們被殘酷剝奪的所有公民權及宗教權力。
他們規定，凡被沒收的做禮拜的場所和集會地，都必須立即無條件、無代價地歸還給教會；發佈這道嚴格命令的同時還慷慨許諾：對歸還的原以公正合理價格購得的財產，帝國的國庫將予以補償。這些得以使信徒們從此平靜下來的有益規定是以廣泛和平等的寬容原則為基礎的；這種平等無疑會被後來的教派作為一種對他們有利的、高貴的殊榮看待。這兩位皇帝向世界宣告，他們已給與基督教徒和所有其他人絶對的自由和權利來選擇自己希望加入的，或已經篤信的，或認為對自己最有用的教派。他們認真地解釋其中每一個易於含混的詞語，排除各種例外情況，並命令各省總督對這份旨在最大限度確立並保護宗教自由的敕令的要點不折不扣地加以執行。
他們不惜屈尊向下面的臣民闡述使他們頒佈這道寬容基督教敕令的兩大原因：一是出於維護萬民的和平與幸福的善良願望，二是希望以此來安慰在天上的造物主，並向他贖罪。他們對在他們身上應驗的許多神的恩惠感恩戴德，並且相信，同樣的天恩還將永遠保佑君王和萬民繁榮昌盛。從這些模糊而不太確切的虔誠表現中，可以推斷出三種不同的，但非彼此不相關聯的假設。首先，君士坦丁的思想可能一直在異教和基督教之間徘徊。第二，根據多神教的一些鬆散的但十分謹慎的說法，他也可能把基督教的上帝視為組成上天龐大統治集團的諸神中的一員。再或者，他還可能抱定一種富有哲理的更令人開心的想法：儘管有眾多神的名字、各種宗教儀式和不同觀點的存在，崇信一個共同的造物天主有助于加強所有教派和各族人民的統一。
但是，在兩個君王的商談中，受世俗利益的影響總多於對抽象的、純理論的真理的考慮。君士坦丁的那些逐漸增長的喜好和偏向，究其根源，不外是由於他對基督教徒品格的敬仰，以及他對宣傳福音精神可以指導個人及公眾道德行為的信心。
對一位專制的君主來說，無論他是多麼一意孤行，也無論他如何處處表現得唯我獨尊，有一點必然是與他利害相關的，那就是，他的所有臣民必須遵守作為公民的社會職責。
然而，即使是最高明的法律條文，執行起來也常是不完整和帶有很大隨意性的。
君士坦丁對基督教的態度實際應該說是比較模糊，而且是有所保留的。
要真正弄清這位帝王如何先自稱為教會的保護者，後又自稱是該教會教徒的這個緩慢得几乎讓人難以覺察的過程，必須要有十分細心和精確的研究態度才行。
對他來說，要消除原來所受教育使他養成的各種習慣和偏見，轉而承認基督的神聖權威，並認清他的啟示和自己原來崇拜的多神教完全不能相容等等，都必須經過一段非常艱難的過程。也許在他的思想上曾經經受過的困擾一定曾教導他，在推進帝國的宗教改革的重大問題上必須採取謹慎的態度；他對他的一些新觀點也總在能安全而有效地加以推行的情況下，才不露聲色地表露出來。
正是這種類似的熱情和偏見，使得當時懷有偏見的作家把基督教公然大為風行的情況和羅馬史上最為輝煌，也或者最為骯髒的君士坦丁的統治時期聯繫在一起了。
不管君士坦丁在他的講話或行動中，曾如何透露出對基督教的虔誠，但他卻直到接近40歲時仍一直堅持奉行舊教的各種儀式；他這種在尼科米底亞的宮廷中發生也許會被認為是出於恐懼的行徑，也可以認為是這位高盧統治者的思想傾向或政策的結果。他的慷慨做法使得多神教的殿堂也得以恢復並富足起來；他的帝國鑄造廠出產的紋章上都鑄有朱庇特和阿波羅、瑪爾斯和赫耳枯勒斯的圖像和象徵。他對父親君士坦提烏斯的孝心使這奧林匹斯山的眾神像中又增加了他父親神聖化了的形象。
但君士坦丁所最敬奉的卻是希臘和羅馬神話中的太陽神阿波羅；他還特別喜歡人們把自己比作光和詩之神的化身。那位神靈的百發百中的神箭，他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他的用月桂枝做成的花冠和不朽的英姿似乎都表明他正是一位年輕英雄的保護人。
在君士坦丁對這幾個高盧省份實行有限統治的時期，他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這位親王的權威和他所制訂的法律的保護，至于維護眾神榮耀的事他明智地把它全留給他們自己去解決。
如果我們真能相信君士坦丁自己所講的話，他說他曾懷着十分憤怒的情緒，親眼見到羅馬士兵對一些僅僅由於宗教信仰不同的罪犯改採取的野蠻的殘暴行徑。在西部和東部他看到了實行暴政和寬容政策的不同結果；而且前者以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伽勒裡烏斯的行為為例，使他更加覺得難以容忍，後者卻在他垂死的父親的權威和忠告下使他不能不加以效法。
這便使得這個君士坦提烏斯的兒子毅然終止或廢除了那些帶有迫害性的敕令，並給予所有公開宣稱自己是教會成員的人以從事各自的宗教活動的自由。他們因此也便很快就對他們的這位早已暗自對基督的名字和基督教的上帝表示由衷尊敬的君王的仁德和公正產生了信任。
對基督教表示寬容的敕令在征服意大利約5個月後，羅馬皇帝通過聞名遐邇的米蘭敕令莊嚴而明確地聲明了他的主張。這道敕令恢復了正統基督教會的和平。西部兩位君主在一次面對面會晤中，在聰明才智和權勢地位上都略勝一籌的君士坦丁使對手李錫尼烏斯欣然同意與他聯合。這兩個名字和政權的聯合使震怒的馬克西米安不敢輕舉妄動。在這東部暴君死去之後，米蘭敕令就成了羅馬世界通行的基本法。
這兩位皇帝英明地重新恢復了基督教徒們被殘酷剝奪的所有公民權及宗教權力。
他們規定，凡被沒收的做禮拜的場所和集會地，都必須立即無條件、無代價地歸還給教會；發佈這道嚴格命令的同時還慷慨許諾：對歸還的原以公正合理價格購得的財產，帝國的國庫將予以補償。這些得以使信徒們從此平靜下來的有益規定是以廣泛和平等的寬容原則為基礎的；這種平等無疑會被後來的教派作為一種對他們有利的、高貴的殊榮看待。這兩位皇帝向世界宣告，他們已給與基督教徒和所有其他人絶對的自由和權利來選擇自己希望加入的，或已經篤信的，或認為對自己最有用的教派。他們認真地解釋其中每一個易於含混的詞語，排除各種例外情況，並命令各省總督對這份旨在最大限度確立並保護宗教自由的敕令的要點不折不扣地加以執行。
他們不惜屈尊向下面的臣民闡述使他們頒佈這道寬容基督教敕令的兩大原因：一是出於維護萬民的和平與幸福的善良願望，二是希望以此來安慰在天上的造物主，並向他贖罪。他們對在他們身上應驗的許多神的恩惠感恩戴德，並且相信，同樣的天恩還將永遠保佑君王和萬民繁榮昌盛。從這些模糊而不太確切的虔誠表現中，可以推斷出三種不同的，但非彼此不相關聯的假設。首先，君士坦丁的思想可能一直在異教和基督教之間徘徊。第二，根據多神教的一些鬆散的但十分謹慎的說法，他也可能把基督教的上帝視為組成上天龐大統治集團的諸神中的一員。再或者，他還可能抱定一種富有哲理的更令人開心的想法：儘管有眾多神的名字、各種宗教儀式和不同觀點的存在，崇信一個共同的造物天主有助于加強所有教派和各族人民的統一。
但是，在兩個君王的商談中，受世俗利益的影響總多於對抽象的、純理論的真理的考慮。君士坦丁的那些逐漸增長的喜好和偏向，究其根源，不外是由於他對基督教徒品格的敬仰，以及他對宣傳福音精神可以指導個人及公眾道德行為的信心。
對一位專制的君主來說，無論他是多麼一意孤行，也無論他如何處處表現得唯我獨尊，有一點必然是與他利害相關的，那就是，他的所有臣民必須遵守作為公民的社會職責。
然而，即使是最高明的法律條文，執行起來也常是不完整和帶有很大隨意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