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興亡史 P 279
羅馬帝國興亡史
作者：吉本
第279，共319。
十字軍東征的總後果上面已講述了拉丁人對巴勒斯坦和君士坦丁堡的遠征情況，在結束這個題目之前，我還不能不講一講這幾次意義重大的對它足跡所到的國家和參與其事的民族所產生的總的後果。法蘭克人剛一撤兵，埃及和敘利亞的伊斯蘭世界對他們的印象，但不是對他們的記憶，便都淡忘了。
這位先知的虔誠的門徒們從來也未有出於一種褻瀆神明的慾望去研究偶像崇拜者的法規或語言；他們的原始習俗的簡樸也未因他們在和平和戰爭時期與西部那些不知名的陌生人的交往而有絲毫改變。自視甚高，其實不過是妄自尊大的希臘人則表現得較為靈活。在努力收復帝國的活動中，他們竭力模仿他們的敵人的勇猛、軍紀和戰術。他們可能有理由對西部的現代文學感到厭惡；但它的自由精神卻可能讓他們更多地理解人權問題；他們以法蘭西為榜樣建立了一些有關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制度。君士坦丁堡與意大利之間的書信來往傳播了有關拉丁語的知識；一些先賢或古典派的作品終於有幸被譯成了希臘文。但迫害政策卻更燃起了東方人的民族和宗教偏見；而拉丁人的統治進一步肯定了兩個教會的分離。
如果我們把十字軍東征時期的歐洲的拉丁人與希臘人和阿拉伯人在其相應的知識、工業和藝術水平等方面加以比較，那麼我們的粗野的祖先便必須滿足於居于三等民族的地位。
他們後來的進步和現在的領先地位也許可以歸功於他們特有的奮發性格和一種積極的模仿精神，而這些卻是那些當時處于停滯，甚至倒退狀態的更先進的對手們所全然無所知的。
由於這種天性，拉丁人定然從一連串使他們大開眼界，看到世界前景，並使他們與更開化的東部地區長久保持頻繁交往的事件中，最早獲得最大的益處。首要的、最明顯的進步是在貿易和製造業，在那為對財富的饑渴、出於生活所迫的必需和為獲得情慾和虛榮心的滿足所激起的技藝等方面。在眾多不動腦筋的狂熱分子中，一個俘虜或一個朝聖的人有時可能會留意到開羅或君士坦丁堡的超群的文雅：第一個引進風車的人是許多民族的恩人；而如果人們只知享受這種恩惠而不知感恩，歷史卻不憚煩地注意講到，那更明顯的奢侈品，絲綢和蔗糖是從希臘和埃及引進意大利的。
但拉丁人在智力方面的需要卻在更晚的時候才得到滿足；在歐洲那種努力探求的熱情是由多種不同原因和近期發生的事件激發起來的；在十字軍東征時期，他們對希臘人和阿拉伯人的文獻全然無動于衷。一些數學和醫學的基本知識可能在實踐中和借助一些圖表被傳播開來；出於需要，自然出現一些人，為更粗俗的商業和軍事工業進行翻譯；但東方的商業卻並沒有把他們關於語言的知識和研究傳播到歐洲的學校中來。
如果一種類似的宗教原則排斥了古蘭經的語言形式，這情況便可能激起他們的耐心和好奇心，去弄清楚福音書的原文含義；相同的語法必會使人體會出柏拉圖作品的含義與荷馬的美。然而，在60年的統治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始終看不起自己的臣民的語言和學識；只有大批手稿是土着人可以享受而不會被人搶奪或忌恨的財寶。亞里士多德的話真可算是西部大學的神諭，但這卻是一個野蠻的亞里士多德；他的拉丁信徒們並不曾追本溯源，卻只是謙恭地從安達盧西亞的猶太人和摩爾人那裡得到一些不完備的不實際的版本。十字軍東征的指揮原則是一種野蠻的狂熱；其最重要的成果一如其原因。每個朝聖者都極想弄到一些希臘和巴勒斯坦的聖徒遺物作為神聖的戰利品凱旋而歸；而每件遺物的前前後後都必然伴隨着一連串奇蹟和顯靈的說法。
正統基督教的信仰被新的神話傳說所敗壞，他們的一些做法也被新的迷信所打亂；宗教法庭的建立、行乞僧人和修士團的出現、最後一次的任意胡為和寬容，以及偶像崇拜的最後一次大發展，全都是從這聖戰的有毒的源泉中湧現出來的。
拉丁人的活躍的精神奪去了他們的理性和宗教的生命力；如果說9世紀和10世紀是黑暗時期的話，那麼13和14世紀便是荒誕和神話的時代。
羅馬帝國的北方征服者，由於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和得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耕耘，不知不覺中混入各省地方居民中，並使古典藝術的灰燼又復燃起來。
他們大約在查理大帝時期定居下來，當時便已獲得一定程度的秩序和穩定性，只是後來一批新的侵略者，一些薩拉遜人和匈牙利人蜂擁而至，把歐洲西部各國重新投入了過去的無政府主義和野蠻狀態中去。
大約在11世紀那第二次風暴，由於基督教世界的敵人的被驅逐或改變信仰，才得以平息下來：長久處于低潮的進化的潮流現在又開始以穩步的、愈來愈快的速度流動起來；一幅更美麗的前景展現在充滿希望、奮發的新的一代的面前。
在十字軍東征的200年中，其增長規模巨大，進步速度迅捷；因而有些哲學家讚揚這些聖戰的有利影響，但在我看來，它們不是推動了，而倒是阻礙了歐洲的成熟進程。葬身于東部的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和勞動力，如果用以發展他們自己的國家，必會有更大的作用：工業和財富的積累的資金將充分保證航運和貿易的需要；而拉丁人通過與東部各地區的純真、友好的交往，必會已變得更豐富、更為開明了。
從一個方面我倒是看到了十字軍東征偶然，不是在產生實際利益，而是在消除一種罪惡方面所起的作用。大部分的歐洲居民安土重遷，沒有自由，沒有財產，也沒有知識；只有相對來說數量較小的教士和貴族這兩個階層夠資格被稱作公民和人。
這種人壓迫人的制度是靠教士的計謀和貴族的刀劍維持着的。
在更為黑暗的時期，牧師的權威具有有益的解毒藥的作用：他們阻止了文化的徹底滅絶，緩和了那一時代的殘暴活動，使窮苦無告的人有個安身之處，並維護或重建了文明社會的和平與秩序。但是，那些封建領主的自行其是、掠奪行為和紛爭卻無絲毫好處可言；所有發奮和改良的希望都在軍事貴族政治的重壓下被粉碎了。
在顛覆那座中世紀的大廈的諸多原因中，必須認為十字軍東征佔有顯要位置。在這些花費巨大，十分危險的遠征中，貴族們的產業散盡，整個家族也常趨于毀滅。他們的貧窮迫使他們放下架子，交出打開鎖鏈的自由文書，使農民確保佔有農田，工匠佔有作坊，併進而逐步使社會中人數最多和最有用的部分在物資和精神上得到恢復。燒燬森林中高大、乾枯的樹木的大火為地上孕育較小而更有用的植物提供了生長的空氣和空間。
1261年希臘人收復了君士坦丁堡，把邁克爾·佩利奧洛格斯扶上王位，他便是最後一個拜占廷王朝的最初一位皇帝。
在13世紀後半葉，該城受到成吉思汗的繼承人統治下的蒙古侵略者的騷擾。在蒙古的勢力逐漸衰退以後，奧斯曼的土耳其人又在小亞細亞建立了他們的帝國，並在歐洲找到一個立足點。
吉本在以下的3章，即62—64章中，講述了這些歷史進程。
羅馬帝國的終結第六十五章阿穆拉特二世對君士坦丁堡的包圍。
土耳其人的紀律。
火藥的發明。
1402年，來自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人的迫在眉睫的危險被抓獲奧斯曼統治者巴亞澤特二世的帖木兒（或塔墨萊恩）化解了。
這位先知的虔誠的門徒們從來也未有出於一種褻瀆神明的慾望去研究偶像崇拜者的法規或語言；他們的原始習俗的簡樸也未因他們在和平和戰爭時期與西部那些不知名的陌生人的交往而有絲毫改變。自視甚高，其實不過是妄自尊大的希臘人則表現得較為靈活。在努力收復帝國的活動中，他們竭力模仿他們的敵人的勇猛、軍紀和戰術。他們可能有理由對西部的現代文學感到厭惡；但它的自由精神卻可能讓他們更多地理解人權問題；他們以法蘭西為榜樣建立了一些有關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制度。君士坦丁堡與意大利之間的書信來往傳播了有關拉丁語的知識；一些先賢或古典派的作品終於有幸被譯成了希臘文。但迫害政策卻更燃起了東方人的民族和宗教偏見；而拉丁人的統治進一步肯定了兩個教會的分離。
如果我們把十字軍東征時期的歐洲的拉丁人與希臘人和阿拉伯人在其相應的知識、工業和藝術水平等方面加以比較，那麼我們的粗野的祖先便必須滿足於居于三等民族的地位。
他們後來的進步和現在的領先地位也許可以歸功於他們特有的奮發性格和一種積極的模仿精神，而這些卻是那些當時處于停滯，甚至倒退狀態的更先進的對手們所全然無所知的。
但拉丁人在智力方面的需要卻在更晚的時候才得到滿足；在歐洲那種努力探求的熱情是由多種不同原因和近期發生的事件激發起來的；在十字軍東征時期，他們對希臘人和阿拉伯人的文獻全然無動于衷。一些數學和醫學的基本知識可能在實踐中和借助一些圖表被傳播開來；出於需要，自然出現一些人，為更粗俗的商業和軍事工業進行翻譯；但東方的商業卻並沒有把他們關於語言的知識和研究傳播到歐洲的學校中來。
如果一種類似的宗教原則排斥了古蘭經的語言形式，這情況便可能激起他們的耐心和好奇心，去弄清楚福音書的原文含義；相同的語法必會使人體會出柏拉圖作品的含義與荷馬的美。然而，在60年的統治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始終看不起自己的臣民的語言和學識；只有大批手稿是土着人可以享受而不會被人搶奪或忌恨的財寶。亞里士多德的話真可算是西部大學的神諭，但這卻是一個野蠻的亞里士多德；他的拉丁信徒們並不曾追本溯源，卻只是謙恭地從安達盧西亞的猶太人和摩爾人那裡得到一些不完備的不實際的版本。十字軍東征的指揮原則是一種野蠻的狂熱；其最重要的成果一如其原因。每個朝聖者都極想弄到一些希臘和巴勒斯坦的聖徒遺物作為神聖的戰利品凱旋而歸；而每件遺物的前前後後都必然伴隨着一連串奇蹟和顯靈的說法。
正統基督教的信仰被新的神話傳說所敗壞，他們的一些做法也被新的迷信所打亂；宗教法庭的建立、行乞僧人和修士團的出現、最後一次的任意胡為和寬容，以及偶像崇拜的最後一次大發展，全都是從這聖戰的有毒的源泉中湧現出來的。
拉丁人的活躍的精神奪去了他們的理性和宗教的生命力；如果說9世紀和10世紀是黑暗時期的話，那麼13和14世紀便是荒誕和神話的時代。
他們大約在查理大帝時期定居下來，當時便已獲得一定程度的秩序和穩定性，只是後來一批新的侵略者，一些薩拉遜人和匈牙利人蜂擁而至，把歐洲西部各國重新投入了過去的無政府主義和野蠻狀態中去。
大約在11世紀那第二次風暴，由於基督教世界的敵人的被驅逐或改變信仰，才得以平息下來：長久處于低潮的進化的潮流現在又開始以穩步的、愈來愈快的速度流動起來；一幅更美麗的前景展現在充滿希望、奮發的新的一代的面前。
在十字軍東征的200年中，其增長規模巨大，進步速度迅捷；因而有些哲學家讚揚這些聖戰的有利影響，但在我看來，它們不是推動了，而倒是阻礙了歐洲的成熟進程。葬身于東部的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和勞動力，如果用以發展他們自己的國家，必會有更大的作用：工業和財富的積累的資金將充分保證航運和貿易的需要；而拉丁人通過與東部各地區的純真、友好的交往，必會已變得更豐富、更為開明了。
從一個方面我倒是看到了十字軍東征偶然，不是在產生實際利益，而是在消除一種罪惡方面所起的作用。大部分的歐洲居民安土重遷，沒有自由，沒有財產，也沒有知識；只有相對來說數量較小的教士和貴族這兩個階層夠資格被稱作公民和人。
這種人壓迫人的制度是靠教士的計謀和貴族的刀劍維持着的。
在更為黑暗的時期，牧師的權威具有有益的解毒藥的作用：他們阻止了文化的徹底滅絶，緩和了那一時代的殘暴活動，使窮苦無告的人有個安身之處，並維護或重建了文明社會的和平與秩序。但是，那些封建領主的自行其是、掠奪行為和紛爭卻無絲毫好處可言；所有發奮和改良的希望都在軍事貴族政治的重壓下被粉碎了。
在顛覆那座中世紀的大廈的諸多原因中，必須認為十字軍東征佔有顯要位置。在這些花費巨大，十分危險的遠征中，貴族們的產業散盡，整個家族也常趨于毀滅。他們的貧窮迫使他們放下架子，交出打開鎖鏈的自由文書，使農民確保佔有農田，工匠佔有作坊，併進而逐步使社會中人數最多和最有用的部分在物資和精神上得到恢復。燒燬森林中高大、乾枯的樹木的大火為地上孕育較小而更有用的植物提供了生長的空氣和空間。
1261年希臘人收復了君士坦丁堡，把邁克爾·佩利奧洛格斯扶上王位，他便是最後一個拜占廷王朝的最初一位皇帝。
在13世紀後半葉，該城受到成吉思汗的繼承人統治下的蒙古侵略者的騷擾。在蒙古的勢力逐漸衰退以後，奧斯曼的土耳其人又在小亞細亞建立了他們的帝國，並在歐洲找到一個立足點。
吉本在以下的3章，即62—64章中，講述了這些歷史進程。
羅馬帝國的終結第六十五章阿穆拉特二世對君士坦丁堡的包圍。
土耳其人的紀律。
火藥的發明。
1402年，來自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人的迫在眉睫的危險被抓獲奧斯曼統治者巴亞澤特二世的帖木兒（或塔墨萊恩）化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