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後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發展，土地兼併劇烈，宦官、外戚兩個集團的交相干政和互相傾軋，更造成了政治的極端黑暗和腐敗，再加上對羌族的連年用兵和自然災害的不斷襲擊，階級矛盾日趨尖鋭，終於激起了黃巾大起義，給東漢反動統治以嚴重的打擊。起義雖被地主階級的聯合力量鎮壓下去，東漢帝國也已名存實亡。從獻帝初平元年(190)開始，在鎮壓農民起義中擴張了軍事力量的豪強軍閥，紛紛擁兵割據，在長期混戰中嚴重破壞了社會經濟，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繁盛的中原地區竟出現了「白骨蔽平原」「千里無鷄鳴」的淒慘景象。

在割據的軍閥中，曹操對現實具有較清醒的認識，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他抑制豪強兼併，禁止豪民轉嫁租賦於農民，並廣興屯田，用軍事組織把廣大流民重新安置到土地上，並且廣泛蒐羅「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因而，發展了生產，壯大了力量，逐步統一了北方。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漢，而分據東南、西南地區的孫權、劉備也相繼稱號建國，形成了魏、吳、蜀三國鼎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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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末社會的巨大變動也引起社會思想的變化。漢代自武帝以來，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獨尊的統治地位。這時，適應新的現實的需要，名、法、兵、縱橫等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思想界呈現一種自由解放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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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時期是我國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在上述歷史背景下出現的建安文學有了嶄新的面貌。建安文學以魏國為主。吳、蜀很少作家與創作。魏國統治者曹氏父子都愛好和獎勵文學，招攬文士，圍繞他們聚集了「七子」、蔡琰等眾多的作家。這些作家大都傾向于曹操的緩和階級矛盾以迅速恢復封建秩序的政策，思想上有進步的一面。他們又都曾卷入漢末動亂的漩渦，接觸了較廣泛的社會現實，因此能夠直接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詩歌高潮。他們的創作一方面反映了社會的動亂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現了統一天下的理想和壯志，悲涼慷慨，有着鮮明的時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龍‧時序》所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建安詩歌這種傑出成就形成了後來稱為「建安風骨」的傳統，為五言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一時期，辭賦和散文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漢代那種鋪張堆砌的大賦消沉了，篇幅短小具有濃厚詩意的抒情小賦有了較大的發展。散文則趨于自由通脫，無論抒情、敘事或議論都顯得生動活潑。

建安時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學的意義也得到更高的評價，加之漢末以來，品評人物的風氣盛行，由人而及文，促進了文學批評風氣的出現，表現了文學的自覺精神。曹丕提出的「文以氣為主」，代表了建安文學抒情化、個性化的共同傾向。所有這些也都標志著這一時期文學發展中的重大變化。

建安時期，曹操在農民起義的壓力下，採取了壓抑豪強的政策。當農民起義的風暴過去時，曹魏統治者為了取得豪門的支持，便極力團結他們。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的選舉制度，表現了在用人方面對大官僚豪強地主妥協的傾向。到了魏正始時代，曹魏統治集團已完全發展成為新的貴族大地主，政治日趨腐敗；舊的豪門地主勢力也有了極大的發展。代表這種勢力的司馬氏在逐漸掌握了魏國的軍政大權之後，便和曹魏統治者展開了爭奪政權的激烈鬥爭。司馬氏一方面通過收買、拉攏樹立自己的黨羽；一方面以殘酷的屠殺消滅曹魏集團的力量，造成了魏國後期即正始以後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

漢末清議之士，因批評政治招致了黨錮之禍。接着魏代漢，晉謀代魏，又大肆屠殺政治上的異己人物。在這種政治局面下，清議逐漸轉為清談，崇尚虛無、消極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發展。到了正始年間，何晏、王弼以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經典，並注老子，興起了玄學，道家思想更為風行。這對當時的土風、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都有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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