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建安文學之後的正始文學是上述現實的產物。正始時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們處于司馬氏與曹氏爭奪政權的鬥爭中，看到司馬氏利用「名教」進行黑暗殘暴的統治，便大力提倡老莊思想，以老莊的「自然」與「名教」相對抗。他們的創作也與建安文學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說來，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功立業」的內容為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憂生之嗟」所代替。積極的進取精神為否定現實、韜晦遺世的消極反抗思想所代替。作品中帶有更多老莊思想的色彩。不過，對黑暗現實的不滿與反抗仍是作品的主要傾向，所以在基本精神上還是繼承了「建安風骨」的。

司馬氏與曹魏爭奪政權的鬥爭以司馬氏的勝利而結束。公元二六五年，司馬炎代魏，建立了西晉王朝，不久，並統一了全國。為了穩定統治採取了一些進步措施，如招集流亡、罷州郡兵、勸課農桑等，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出現了太康年間的繁榮。但這不過是曇花一現。西晉王朝是代表土族大地主利益的腐朽政權，在它的統治下，各種現實矛盾迅速加劇。太康元年，繼廢除曹魏屯田制之後，頒佈了占田制，把官僚地主的經濟特權制度化了，土族可以依據官品合法地佔有大量的土地。同時，九品中正制也日益發展成為保障土族政治特權的工具，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嚴重情況。這樣，便確立了反動的門閥制度。土族依靠這些制度壟斷了政治、經濟以至文化特權，加深了階級鴻溝，也造成了寒門與世族的尖鋭矛盾。司馬氏為了鞏固一姓統治，又大封同姓，諸侯王都擁有武裝。晉武帝死後，諸王爭權奪利，演成「八王之亂」，前後達十六年之久，中原地區又一次遭到兵燹的浩劫；國力也大為削弱，西北匈奴鮮卑等酋帥見有機可乘，紛紛入侵，西晉王朝就在內亂外患相繼發生下覆亡了。我國又進入了南北長期分裂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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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三一七年，司馬睿依靠南北土族的聯合支持在江南建立了東晉王朝，它是西晉腐朽的土族特權政治的繼續，各種現實矛盾繼續發展。土族的經濟力量更加膨脹，他們不斷地兼併土地，成為驚人的大地主，如刁協一家就占田萬頃。門閥制度也發展到了頂點，土族公然編訂「百家譜」，並不與「雜類」通婚，士、遮的界限越來越嚴格，地位相差越來越懸殊。士族階級佔有優越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在雄厚的物質基礎上，過着苟安享樂的生活。他們不僅無意于收復北方失地，甚至由於種種自私的目的害怕收復失地，對愛國志士祖逖等人的堅決北伐行動也橫加阻撓，使之無法成功。而內部則不斷爭權奪利，皇室、軍閥和掌握實權的大土族之間常常爆發尖鋭的衝突。東晉一代，從王敦起兵到桓玄篡位，不断發生內戰，政局動盪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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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東晉保有的江南地區比混戰的北方安定，北方人口的大量南徙又帶來了進步的生產技術，南方經濟較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在腐朽的土族統治下，人民並沒有獲得經濟發展的利益。賦稅徭役不斷加重。如東晉初畝稅三升，後改為口稅三斛，又激增為五石。繁重的剝削促使階級矛盾日趨尖鋭，終於激起了東晉末年以孫恩為首的江南諸郡人民大起義，給東晉政權以毀滅性的打擊。在鎮壓起義中興起的劉裕，于公元四二○年代晉自立，東晉便滅亡了。

兩晉是土族制度社會，土族是一個非常腐朽的階級。他們一味追求享樂，不敢正視充滿尖鋭矛盾的現實，只是依靠門第，把持高官，卻又要「不以物務嬰心」。在這種情況下，清談玄理的風氣更為興盛。土族階級一方面用老莊的任誕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縱慾享樂生活；一方面又從老莊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尋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靜心境；同時還以清談高妙的玄理點綴風雅，炫耀才華，掩飾精神的空虛。

在兩晉玄學的發展中，由於階級關係的複雜，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玄學家表現了不同的政治觀點。郭象發展了何晏、王弼的儒道調和思想，主張自然與名教合一說，目的在於論證土族統治的一切現行制度都是合理的，是土族階級利益的代表。鮑敬言則發展了阮籍、嵇康的思想，創「無君論」，認為「君臣既立，眾慝日滋」，只有「無君無臣」的「曩古之世」，人民才有富足安寧的生活。這是反映了小私有者的幻想與要求。陶淵明的桃花源理想正是和這種思想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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