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茨先生很好地接待了我。他愛學問，也有學問，但是有點學究氣。博茨夫人簡直可以做他的女兒，她容光照人，而且有點矯揉造作。我有時在他們家吃飯。在她的面前，我的樣子顯得十分笨拙。她的舉止隨隨便便，更加重了我的羞澀感，一舉一動都格外可笑。當她把菜碟送到我面前的時候，我總是伸出叉子把她遞來的萊謙而遜之地叉上一小塊，因此當她把打算給我的菜碟交給僕人的時候，總是轉過身去，怕我看見她笑。她沒有料到我這鄉下佬的腦袋裏也並非空無一物。博茨先生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雷奧米爾先生，這位雷奧米爾先生在每星期五學士院例會的日子都來他家吃晚飯。他把我的方案對他談了，並說明我有意把方案送請學士院審查。雷奧米爾先生答應了，並向學士院提交了我的建議書，此事蒙該院接受了。到了預定的日子，我由雷奧米爾先生引進學士院，由他作了介紹。同一天，即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就榮幸地在學士院裡宣讀了我早就為此準備好的論文。儘管這個大名鼎鼎的機關的確十分莊嚴肅穆，但我並沒有感到象在博茨夫人面前那麼靦腆，我的宣讀和答辯都還應付得不太壞。我的論文成功了，並博得許多頌詞，這些頌詞既使我驚，又使我喜，因為我几乎不能想象，在這些院士的心目中，任何不是院內的人居然會有常識。被指定審查我的方案的委員是梅朗、埃洛和富希三位先生。他們當然都是傑出之士，但是沒有一個懂得音樂，至少懂的程度不足以使他們有能力審查我的方案。

在我和這幾位先生討論的過程中，我深信，既確實而又驚訝地深信，學者們固然有時比一般人的成見少，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對已有的成見卻堅持得比一般人更厲害。儘管他們提出的反駁大部分都那麼無力，那麼不正確，儘管我承認我在回答的時候有些膽怯，而且措辭不當，但是我的理由是不容置辯的，然而我卻沒有一次能使他們瞭解，使他們滿意。我總是目瞪口獃地看到，他們還沒有懂我的意思就用幾句漂亮話輕易地對我進行反駁。不曉得他們從哪裡挖出了一個蘇埃蒂神父，說他曾想出用數字表達音階。這就足以使他們認為我的記譜法不算是新發明了。這倒也還罷了，因為儘管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什麼蘇埃蒂神父，儘管他那根本沒有考慮八度音的記錄教堂歌曲的七音記譜法不能和我發明的簡單而方便的方法相提並論——我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用數字把音樂裡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如音符、休止符、八度音、節拍、速度、音值等等都表示出來，而蘇埃蒂對這一切根本未加考慮；儘管如此，如果只就七個音符的基本表達法而論，說他是最初的發明人倒也是十分確實的。但是，他們除了對這種原始發明過度重視以外，並不就此罷休，在談到記譜體系的內容時，完全一派胡言，不知所云。我的記譜法的最大優點就是省掉變調和音符的麻煩，所以，同樣的一支曲子，不論你用什麼調，只要在曲子開頭換上一個字母，全由就隨你的意思記下來了，移調了。這些先生們聽到巴黎亂彈琴的樂師說移調演奏法毫無價值，他們就從這一點出發，把我的體系的最大優點反而當成是反對它的不容置辯的理由。他們決議說，我的音符便于聲樂，不便于器樂，而實際上他們應該說，我的音符既便于聲樂，更便于器樂。學士院根據他們的報告，給我發了一張獎狀，措辭誇獎備至，骨子裡卻可以看出，它認為我的記譜法既不新穎，又無用處。我後來為公眾寫了一部題為《現代音樂論》的書。我認為沒有必要把這樣一張獎狀作為該書的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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